永远的卓别林

              －郭万仕

  最近有机会又看了几部卓别林电影的片段，又一次被大师的艺术所撼服。

  关于他的艺术，世有定论，人们说的实在太多了，几乎不需要再唠叨什么了，但大师的作品常看常新，我只说一点。

 
  有人评论现代绘画大师梵高时，称他的绘画风格是：“热烈的色彩，忧郁的调子”。这十个字说到了梵高艺术的精髓，有谁能用火红、热烈、响亮的色彩，画出忧郁、悲愤、伤感的作品来？唯有梵高，这也是他的艺术名垂青史的原因，也是别人想学而学不到的地方。

  我以为卓别林的电影和梵高的绘画在艺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卓氏的电影整体风格可以概括为：滑稽幽默的外在表现，忧伤悲悯的内在情怀。他把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种种弊端的辛辣嘲讽巧妙的溶入到了滑稽恢谐的表演之中，就更不要说透过他的电影给我们所展示的二十世纪美国社会流浪汉、孤儿、矿工、淘金者等小人物辛酸无奈而又乐观向上的生活画面了！

   在卓别林之后，有那位电影人能将厚重与轻松结合的如此完美？所以，称卓别林的电影为喜剧，称他本人为喜剧大师，我以为这个定位和评价太过轻松，也太过表像化，由此而淡化了大师恢谐后面的人文精神。

  然而，这样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艺术家，晚年却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流亡瑞士，这是对标榜人权旗帜的美国的绝大讽刺，也是美国社会的耻辱！

两顿共产主义大灶饭

                    ·万士·

   2008年08月29日是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的纪念日，内地所有媒体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消息，倒是香港“凤凰网”发了一组文章和图片，其中一篇文章说：50年前的今天——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

   《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部分地方甚至声称要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充公。

    在大跃进、反右等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1959年春播面积，同时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征购。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征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是新中国农村经济第一次浩劫式的大破坏——第二次大破坏是“文革”后期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学大寨运动”——和第二次“有意识人为操弄”破坏比较起来，第一次浩劫有着许多实验性和无意识性的特征，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是多么的天真可爱，听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是何等的惊喜，那时候我的年纪还小，但也有幸吃过两顿“共产主义大灶饭”，写出来也算是篇：为了忘却的纪念 ！

  根据泾川新《县志）的记载，泾川第一个人民公社——“丰台公社”是58年8月成立的，9月全县就实现了公社化。而在同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办“公共食堂”，到年底全县共办食堂3822个，就攴人口达93%。就在58年年末至农历春节前后，我吃到了第一顿“大灶饭”。

  我父亲对爷爷一晌是非常孝敬的，虽然从56年他就生活在县城里，但每年都要回玉都郭马村老家看望爷爷，特别是每年除夕，他总要骑自行车赶回老家和爷爷一起吃年夜饭，而每次我都几乎随行。所以，每到除夕这天，从下午开始，爷爷便要蹲在老庄子的官路边，一边抽烟，一边眼巴巴的望着路尽头，过路的人故意问他：老儿家，你等谁？他总是淡淡的说：闲瞅瞅！其实，村里人都知道他是在等父亲，不管多晚，等到为止——这种家传也深深影响到了我，在参加工作直至父亲去世的十多年间，每年春节我都是和父亲弟妹们一起过的——因而，58年末，父亲和我照例回老家看爷爷。

  但是，那一年很特殊，农民吃大灶，过起了集体生活，大部农民家中作饭的锅，切菜的刀都被收去炼了钢铁，个体家中已无法生火作饭，加上我家的老宅又被征去作了村里唯一的食堂，哥嫂侄子女和爷爷都借住在别人家——生活次序全被打乱了！所以，那年具体是什么时间回去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白天吃了一顿大灶饭！

  泾川玉都的“明庄”（指不带窑洞的单纯瓦房院）不像北京是“四合院”，而是“三合院”，安大门的一边一般只有围墙，没有房屋。我家的老宅就属于这种类型，计有上房、厨房、牛房（养性畜的地方）、楼房（上下层）、南房和磨房。其时，除了厨房和磨房外，其余屋子全被腾空摆上了吃饭的桌橙，院子里也摆了好几桌。桌椅凳都是从各家搜罗来的，就连灶具都是各家凑的。最有意思的是招待客人的上房饭桌上，每桌都摆着一个筷子筒，仔细看却是庙里的签筒。

  厨房不够用，还在院子里支了口大锅烧汤，热气腾腾的，院子里挤满了等着吃饭的社员，熙熙嚷嚷，小孩子们跑来窜去的叫着，热闹的不行，负责做饭的几十个女社员忙得团团转，但吃饭的人撤了一桌又一桌，络绎不绝，几个小时都结束不了，整个场面就像财东家“过大事”（红白喜事）一般……

  我和父亲算是客人，被安排在了上房的客桌上，和爷爷一桌，其余几个同席都是村里的长者。农村人严谨，即使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时期，也没有乱了应有的规距，辈份最长的爷爷还是南面坐了首席，吃得是八碗大烩菜（玉都传统最体面的宴席菜），其间，队上的干部还跑来为大家“劝饭”——没有酒，气氛热烈融洽，大有为进入共产主义而弹冠相庆的喜悦。

  这个场景大概是老家刚办起食堂不久。56年合作化以后风调雨顺，57、58年都是大丰收，队上有的是粮和钱，更主要的是人心纯朴，一切听领导的安排，一心奔共产主义社会，我大嫂就是看到了吃大灶的现实和好处，而将愉藏的一袋苞谷乘夜色倒在了集体的粮囤里……

  这是我吃得第一顿大灶饭。

大食堂（凤凰网）

  我吃得第二顿大灶饭是在60年的8月间。那时我刚小学毕业被平凉艺校录取，正愁没有路费，父亲意外的为我接到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活。原来，父亲在县手工业联社时兼顾为建筑物安装玻璃，59年底调入县文化馆后就不允许再干这类活了。当时新集公社新修了几排房子，为安玻璃找到了父亲，父亲便让我去锻炼锻炼，顺便挣点上学的费用。

  新集是灵台县最南端的一个小镇，紧邻陕西的陇县、千阳，由一条著名的“千阳岭”阻隔着。因58年泾川、灵台、崇信“三县合一”，都归泾川管辖，新集公社也就成了泾川最南端的一个公社，距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去时，在新集公社一位干部（他的一条腿有点瘸）的带领下，整整走了两天，晚间住在朝那公社，饭也是在公社干部食堂吃的。

  新集紧靠万宝川，是个很有名的农场。60年的农村经济已到了一厥不振的地步，主要是没吃的，人人饿肚子，于是民间有：“万宝川有万宝，想吃啥就有啥”的传闻，许多人外流就都逃到了那里，于是万宝川名声大振。但我在那里呆了一周多时间，感觉和外界没多大差别。

  镇子很小，紧靠千阳岭，的大山脚下，蔽塞偏僻，冷清寂莫，几间商铺几乎没什么商品可卖，唯一不同的是万宝川有大量的梨树，但梨子的质量很差，渣多肉粗水份少，农场便把它煮熟了后运到商店里出售，每天有那么几筐，由于居民少，也没有人抡购，这和泾川县城有很大区别。每天下午，我总要买一斤，坐在镇中间的一棵大树下消受。

  一周多时间挣了30多元的劳务费，这是一个不小的收获，要知道那时人民币最大的面值是伍元钱。回程时，公社领导特意为我找了一位同路，并嘱路上好好照顾。同路姓李，是父亲在手工业联社时的同事，作铁皮工，当过兵，年轻力壮，一百多里路一天就赶到了泾川，一路上我几乎都是小跑着才能跟上。

  中饭时份，我们赶到了上梁公社地界（现属灵台），“同路李”便说要找家食堂吃饭。那时农村还在吃大灶，因为“吃饭不要钱”，集镇都没有经营的饭馆，所以，很有经验的“同路李”连公社所在地都没进去，通过打问，直接就到了一家农村大食堂，开始吃我的第二顿大灶饭。

  吃饭的村子很大，但很冷清，难得见到人影，可以用“死寂”来形容。食堂所在地也是一家“三合院”的明庄，和我家老宅相似，只是我家老宅大门向东开，进门是个横向院子。而这家院落的大门朝南开，进门是个纵向院子。门内的第一间房子就是厨房，后面许多间房屋大概以前也是供社员吃饭的攴厅，这时都锁着门。厨房里两个中年男子是炊事员，脸上毫无表情，此时开饭时辰已过，“同路李”向他们说明吃饭的来意，他两人抬开笼递，捡了两个当地叫“金裹银”的馍（用白面包上玉米面蒸成的扁状馒头），两碗清汤和一碟萝卜菜，我们俩人便蹲在地上吃起来。中间有一两家人来打饭，领到的都是纯玉米面的发糕和一罐清汤，连萝卜菜也没有，令人滞息的是所有人几乎都没有语言，一切都在沉默中按步就般的进行。原来，因粮食耗尽，食堂难以为继，社员们早已不在一起就攴了，开饭时每家都来领点馍回去，自已添点野菜度日，“金裹银”还是专门为过路客人准备的——我真钦佩农民兄弟的憨厚。

 庆祝吃饭不要钱（凤凰网）

  根据《泾川县志》记载：

  1960年冬农村食堂停办

  1958至1961年，由于天灾人祸，生活困难，人口连年下降，4年共减少1，1627万人，年均减少2906人。（不知是否包括灵台和崇信？）

  1960年因连续两年口粮安徘过低，农民生活困难，出现人口浮肿、干瘦和外流，发生非正常死亡，全县人口比1959年减少8697人。（绕来绕去就是不说“饿死”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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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秦剧团轶事

  ·万士·

泾川秦剧团剧照－穆柯寨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泾川秦剧团最初是1952年由县政府接收平凉“民艺社”而成，初名“文光剧团”，58

年和灵台剧团合并才叫“泾川秦剧团”。

  我对秦剧团的知晓是从一位著名演员开始的，他叫白忠孝，又名书来，小名悦悦，镇原肖金人（原归泾川

管辖）。50年代初，县剧团经常到玉都唱庙会，爷爷便和一帮老头聚在一块边看戏边闲聊，他们非常推崇白

先生的演技，称他为“白板长”或“悦悦”，以显示其情感上的亲和力。我因整天跟着爷爷，这样的议论听

得实在是太多了。

  秦剧团大概还有一位资格更老的名角，人们都称他为“毛大板长”，泾川飞云人。但我对其一无所知，只

因为他有一个侄子叫毛风璋，上学时是一中宣传队的骨干演员，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一次到家里来玩，和父

亲谈起了他的伯父，父亲显得激动异常，凤璋走后他还念念不忘，从中我知道“毛大板长”在泾川一定是个

了不起的公众人物。

  朋友毛风璋

   我第一次对秦剧团的戏有印象大约是在55年前季，剧团到玉都演出，在玉都小学操场上搭了舞台，说是电

打布景，下雨时前面的观众能感到雨丝等等，说得活灵活显，这对看惯了庙会的人们真是天字一号的新鲜事

，由于是卖票演出（这也是玉都头一遭），所以人山人海，大门口拥挤不堪，甚至踏坏了人。父亲带我们全

家都去看，剧目是新编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所谓电打布景就是幻灯片，那时没有电，用的是台小型柴油

机，至于是否能下雨？我们因为都在后面，自然无法感觉到。

  记得那时我和爷爷在一起，戏开不久爷爷就领着我回家了，到了玉都街的铺面前，因忘了带钥匙进不了，

爷俩就蹲在房前台阶上看爷爷抽烟，遇到过路打招乎的人，爷爷总不忘顺便骂上两句：婊家的，什么戏……

  55年底我们随父亲到了县城，那时剧团在上街顶（南大街）的一个露天舞台演出，因为父亲喜欢看戏，几

乎凡有演出我们家必到，这对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孩子来说，真正是个负担和折磨。

  到了195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剧团在赴宁夏演出回程中发生了车祸，死4人，伤2人，这成了小城街谈巷

议的头号新闻。在死亡的4人中，有两位著名演员，一个外号叫“花啥”，丑角演员。“啥”在秦陇一带是“

脑袋”的称谓，“花啥”即“花头”，大概说他是“小花脸”（丑）的意思，据说他被车轧为了两截。

  另一个演员名叫张乐平，是位男旦，唱《十万金》中的“李翠莲上吊”十分逼真，在泾川一带享有盛誉。

父亲经常讲一个笑话，说：张乐平到乡下演戏，在一户人家吃饭（过去剧团都是吃“派饭”），他吃剩的汤

被端回了厨房，这家人有三个儿媳妇，听说是张乐平剩的汤便都争着喝，结果把碗打碎了，婆婆知道后责备

说：即然是张乐平的汤，就该倒在锅里让大家都尝尝……其狂热之情，一点也不亚于当今的“追星族”。

据说张被甩下车后，是被路旁的淤泥呛死的。

  自参加工作漂泊在外后，泾川的事便与我渐行渐远，剧团也不例外，但到了80年左右，泾川秦剧团却突然

到安口的5204厂来演出（记得俱乐部改造后还未装橙子），带队的是位姓史的团长，他是位落实政策重新复

出的老干部，谨小慎微，说的都是五十年代的“流行语”。业务团长是王正兴，他是陇东乃至全省都很著名

的花脸（净）演员，名气很大，但其时已是一个“酒中仙”，每天除了唱戏就喝得烂醉如泥。他们两人都是

父亲的好朋友，所以我在家中设宴招待了他们，不料回泾后，他们向父亲表示深深的谢意，父亲显然对此很

感欣慰，曾唠叨了很长时间。

  泾川秦剧团此次5204之行，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拍了许多剧照。那时，我正在迷恋于搞艺术，县剧团的到

来为我提供了创作上的便利，拍摄是在白天专门组织进行的，剧团调动了所有如灯光、剧务等部门全力配合

，费时费力不亚于一次正式演出。所拍照片中也有一些好的作品，曾参加过省、地和厂的有关展览，此处选

登几张以分享。

 泾川秦剧团剧照－古城会

  泾川秦剧团剧照－秦香莲

  泾川秦剧团剧照－小旦

  泾川秦剧团剧照－净

  泾川秦剧团剧照－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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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些所谓的“国画家”
               ·听雨楼主·

   看到“国画家集体口诛吴冠中：混血艺术是杂种艺术”一文，感到好气又好

笑，活跃在中国文化前沿上的这些所谓“名流”、“大腕”竟然对艺术一窍不通

，用泼妇骂街式的市井语言含狗血喷人，到先污了自已的尊口！

1、吴冠中讲“100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是指绘画和文学的社会功能而言——

反映了吴老深感艺术无力变革现实的激愤。那个叫崔如琢的却说：“这是一种错

误的逻辑，齐白石是画家，鲁迅是作家，两者没有可比性，也不能放在一起去比

，因此这是一种谬论”。 不知他是真不懂，还是有意装糊涂，混淆视听？？

2、崔、史、吴悦石之流是即得利益者的代表！他们想永远独霸画坛。当他们的

所谓艺术找不到市场时，就以骂别人来炒作自已，可悲可怜又可耻！

3、不要拿吴老的绘画说事，他是一位探索者，就是“失败”了也是战士的失败

，比史和尚之流吃一辈子黄胃的奶水要伟大的多，不知他说的“笔墨”有他自已

的几分！

4、“混血艺术是杂种艺术”——“杂种”艺术有什么不好？崔还定居美国呢？

纯粹艺盲！他们并不懂得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各种艺术形式相互“杂交”——

借鉴、融合——的历史，近亲繁殖只能产生如论者一般的白痴！

5、要看到吴老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他在功成名就之后，以耄耋之年还想为

后学者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作为后进者要从社会层面理解他的良苦用心，要讲

作人的良知！艺术算什么？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也搅不清，

理不明的东西，连毕卡索还自曝自已是骗子呢！

…………………………

附：原文
 
     国画家集体口诛吴冠中：混血艺术是杂种艺术
              原载：北京晨报

　　史国良：对他而言“笔墨确实等于零”

　　崔如琢：他的“混血艺术”就是杂种艺术

　　3月21日，在北京琉璃厂荣宝斋西厅举办的“首届中国画论坛优秀画家提名

展”上，一批国画家集中“开火”，将矛头直戳向有“中西合璧”美誉的艺术大

师吴冠中。“对他来说，笔墨确实等于零”、“他根本不懂得中国文化”、“他

满脑子都是移民思想和移民文化”，按照他“100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的

话推理，就是“100个吴冠中比不上一个齐白石”……诸如此类的毫不客套的言

语让人无暇思考，只能“生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场面呢？国画家们为何集体

炮轰吴冠中呢？

　　源起：吴冠中做客香港某电视台

　　言论：100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

　　3月21日上午，发布会开始后，主持人邀请到场嘉宾讲话，第一个发言的著

名画家崔如琢用短暂的语句提及当天的主题之后，随即话锋一转——最近有些老

先生讲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就是吴冠中，他在香港某电视台提到了“齐白石没

有创造性”、“100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齐白石是

画家，鲁迅是作家，两者没有可比性，也不能放在一起去比，因此这是一种谬论

。

　　崔如琢随后又表示，吴冠中的这一言论在国画界影响很大，影响也很坏，诸

如此类的论点是在帮助当代艺术冲击中国画，他支持当代艺术，同时也在丑化中

国画。对此我们国画界不能允许这种思潮的泛滥。

　　紧接着，崔如琢又抛出了更刺激的话语——他老说自己的艺术是中西结合的

“混血艺术”，什么叫混血？就是杂交艺术，杂交艺术就是杂种艺术！(崔如琢

原话)

　　崔如琢认为，齐白石有创造性，对于中国画有非常大的创造性，他一生在不

断创新，但中国画不能用非常大的创造来体现，因为这要遵循非常丰厚的文化传

承基础。“有些人知识认知度很浅”，不知道就是不懂，不懂就别乱说。

　　当天出席开幕式的著名画家吴悦石也表示，中国画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

历史文化积淀，它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不管他有多高的地位。对此，国画界

要坚定自己的信心。

　　就此话题，记者次日采访了当天到场的嘉宾、著名画家史国良。史国良表示

对崔如琢的观点十分赞同，他同时说，吴冠中在批评艺术人才培养制度的问题上

确实有道理，但是谈中国画的论点却很糟，对于吴冠中来说，“笔墨确实等于零

”，因为他根本不懂中国文化，他身上的移民思想和移民文化很重，可以说他是

“吃里爬外” ，如果说100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那我就可以套用他的话说—

—100个吴冠中不如一个齐白石。

　　就国画界人士与吴冠中观点“交锋”问题，记者采访了吴冠中的代理机构—

—百雅轩画廊负责人李大均先生。李大均说，吴冠中先生确实说过这些话，他允

许别人“骂”他，同时他也在“骂”别人，但“骂”要有道理，吴冠中的成就不

是谁都能骂倒的，历史将证明各种观点的正确性。

　　论战：当代艺术与中国传统之争

　　背景：中国画的市场遭遇冲击

　　在“首届中国画论坛优秀画家提名展”开幕式上，主持人的一段话似乎可以

道出这一论战的背景来——“中国画艺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过去，时下受

当代艺术的冲击，中国画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似乎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今后

的中国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笔墨是零还是一切？国画家是固守还是蜕变？一系

列的问题摆在画家的面前。”

　　此次提名展的主题将围绕中国画创新和发展，提名标准围绕“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与表现。”除了考核画面效果，还考虑画家在论坛交流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情况。

　　“市场问题”是导致这次论战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当代艺术受到了

国外买家的追捧，一些完全不用笔墨的作品动辄拍卖出几千万美元，导致出现了

此起彼伏的市场沸点，由此也带动了投资人士的目标转向——轻视中国传统艺术

作品，重视当代艺术的投资，同样几十年的功力，同样多年的付出，最终在市场

面前出现了高峰、低谷两种不对等的市场待遇，这似乎是让艺术家们心里不平衡

的因素。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判断认为：当代艺术和中国艺术可以用“表象”和“根

本”来定位，当代艺术受宠是表象，已有人怀疑是境外资金先炒作、最终套取中

国人钱的一个陷阱；相比之下，中国市场、中国人的审美才是中国艺术的根基，

即使当代艺术作品时下很受宠，但是摆在眼前的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国人并

不能欣赏，也未必喜欢。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的主体下，许多艺术家都开始由以艺术为“

中心”转为以“钱”为中心，业内普遍流传着“画画等于画钱”的言论，在此实

际情况下，出现争论，出现危机都是件好事，因为市场是最公平的，它会向创作

力正在退化的艺术家们敲警钟。不过，关于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问题，不能以绝对

的观点对待，更不能要求任何一方一蹴而就。 （首席记者 杨玉峰）

　　吴冠中：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1947年到巴黎国立高级美术学校，随苏沸尔学校

学习西洋美术史。1950年秋回国后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艺术

学院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出版过《吴冠中素描、色彩画选》、《吴冠中中国

画选一辑》、《东寻西找集》、《吴冠中散文选》等。

（资料来源于张国夫博克） 

世界政治格局在微调
                ·听雨楼主·

  随着主张亲美政策的法国总统萨柯奇上台，宣布准备重新加入“北约”，标志

着统治法国40多年的“戴高乐主义”正式结束。而亲美的德国女总统默克尔执政

，和法国一起使“法－德－俄”轴心名存实亡。这一切都表明了以法德为首的“

老欧洲”所追求的“欧洲人的欧洲”的美梦已经结束。一个亲美的欧盟在政治上

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弱，剩下的就只是一个“27国经济俱乐部”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有两个原因不可忽视：其一、世界经济

一体化后，老态龙钟的欧洲非常的不适应，在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

冲击下，穷于应付。其二、欧盟无节制的扩大，由当初的6国变为了现在的27国

，大则大矣，然大有大的难处，加剧了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困难。这就使无能的

西方政治家不是从事物的内部找原

因，而是用外在因素欺骗本国民众，似乎改变外交策略就能别有洞天，就能起死

回生！默克尔接见达赖，巴黎袭击北京奥运圣火传递，使欧洲的这种内在变化公

开在了世界的面前。

  相此之下，此时的美国却是另一种“热道中肠”的面孔。圣火传递首先改道的

是美国，在援助汶川大地震中美国表现出了应有的热枕，特别是布什总统义无反

顾的排除各种干挠，坚定的一再宣布他会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充分表现

出了重回西方盟主地位的筹著满志的好心情！

  在世界政治格局的这种变化下，中国的应对策略就是十分重要的，最近达成的

中日东海问题的协议无疑是非常适时的。化解矛盾，稳定周边，巩固中俄关系，

加强同非洲，特别是中东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仍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
 

  乔策先生

                      ·万士·

  胜利高中的教师宿舍

    我认识乔策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是52总厂高中（后为胜利高中）的英语代课教师，我们很自然的称他为“乔老师”。

    大约是在70年代最末的年份，社会上各种如“罐头盒”式的政策开始有了松动，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各厂矿学校可以聘请一些社会上的退休教师任教了。如当时的5204厂子校，就在泾川县聘请过一大批退休教职人员（这种实验时间不长就失败了）。乔老师也是总厂高中从泾川聘请来的，他是否和04厂聘请的那批教师来自同一个渠道？就不得而知了。

    那时乔老师大约60开外年纪，身材高大，瘦骨磷恂，但仪表堂堂，有点酷似北京“人艺”演员兰天野（老版“封神榜”姜子牙的扮演者）的相貌，一幅标准读书人谦谦君子的样子。但他的性格却非常倔强，精神矍铄，说话从不服输，和他交谈，你不会觉得他是个饱经风霜的老者，而更像个争强好胜的青年。

  如果说性格刚烈是他内在的与众不同之处，那么外在的与众不同就是他的衣着了，常常穿件浅色的半旧茄卡，这在大多数人还是清一色的中山装时代，显得那么另类和“不和谐”。

   当他知道我的老家也是泾川时，我们之间的话题就开始进入他的生活和家庭——原来乔老师的身世确实与众不同，他是北京人，年轻时曾留学海外。解放前夕，他人还在欧洲，妻子已带着儿子和女儿随国民党溃军撤退到了台湾（由此可见他的家庭绝非一般背景），他自己却孤身一人毅然回到了国内，从此便和家人天各一方，音信了无。

   后来，他又在北京成家，妻子是位大夫，“文革”前期，响应“六·二六”号召，（一个为落实毛泽东“送医下乡”指示的运动，参与者多为出身“有问题”者），从北京来到了泾川县飞云镇，在乡医院工作。乔老师也随妻子到飞云教书，嗣后便应聘到了总厂高中。

  大约是在82－83年间，他和海外的亲人接上了关系。当时，儿子尚在台湾，女儿带着母亲已定居美国，在美国和德国两所大学任教，最先找到父亲信息的也是女儿。

  女儿给父亲寄来许多生活照，他和我爬在高中教师舒舍的木板床上反复欣赏，记录的是一次野外聚攴活动：橘红色牛仔服、长统马靴、双管猎枪、燃烧的篝火……

  “他们的生活挺浪漫！”我说。

  “外国人就那样。”他漫不经心的回答。

  “为什么要在两个学校兼课？”

  “她要回国看我，不挣点钱怎么行！”

   ………

  不久，女儿果真回来了。有关部门以乔老师所在单位是“三线保密区”为由，不让他女儿到关山沟中来，而安排乔老师到北京父女相见。进京前，当地政府给乔老师作了一套西装，一个装有各种日用品的皮箱。（不知是泾川出得钱，还是华亭出得钱？）

  1984年后，因工作关系我就再未见到乔老师，85年我和倪东升、唐绍仪分别到北京的几所院校进修。87年的夏天，我从朋友处得知乔老师因落实政策，夫妻俩已双双回到北京的消息，一个星期天，我骑着自行车按地址去找他。

  在北京西四北有一片胡同区，是老北京传统民居——四合院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许多著名的文化单位，如北京画院，北京群艺馆等当时就都设在这片区域的四合院内，记得北京画院所在地叫“雨儿胡同”，而乔老师家就在雨儿胡同的北面。

  乔老师的家是个很大的四合院，有两进院落，当时显得有些破败。乔老师自已住在东边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几年不见，人更瘦弱了，连起床迎接我都有点困难。他告诉我：这是他现任妻子的家，落实政策刚刚返还回来，其时妻子正和她的兄弟姐妹在另一间屋子开会，协商如何分配房产的事情——由此可见，乔老师后任妻子的家庭，也非等闲之辈。

  “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开会？”我问。

  “我参加他们的会干什么，要分房子我会到台湾去分！”他说话还是那么倔强。

  ………

  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了乔老师的信息。

  北京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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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西方政客的“死穴”
             ·听雨楼主·

  所言西方，是指祖宗为老牌殖民主义的国家政府。他们的祖先为了财富，依靠炮舰政策，巧取豪夺，靠灭绝他人养肥了自己。现在他们富得哼哼，肥得流油，于是又把自己打扮成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象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两点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改变的——其一、当“老爷”、“主子”的欲望不会改变。其二、唯利是图的商人本性不会改变。

  若论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异，可以有千条万条，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待“商”的差异。

   在中国历史上，“商”——“货殖”的社会地位一直被压得很低，甚至和三教九流为伍，不得入官为宦，政治上没有地位。即便到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现代，一些暴发户仍不愿承认自己为“商”，而称自己是“儒商”——其实，又儒又商，真是天大的笑活！

  而西方则完全不同，发生在数百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商人”革命（它的进步意义只相对于封建农奴社会而言），西方社会就是商人社会，西方政府就是商人政府，商人（资本家）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政府官员。否则，就不会发生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后，联军司令华盛顿会匆匆辞职回农场的事——因为他有生意要照顾。

   有两个现象足以说明商人社会的特质：一个是西方社会商品交换的各种组织形态，法律契约，公司制度都非常完备（我没有说这有什么不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他们己将自己自觉的规范在了一个大家都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之内。

   另一个是对经济犯罪刑事部分处罚则很宽松——即然大家都是商人，又即然大家每天都在作生意，“久在河边站，那能不湿鞋”，违犯了“游戏规则”，罚点钱就行了，不必承担太重的刑事责任，毕竟都是一类人吗！这就是中国杀几个贪官污吏外国人要出面干涉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些国家愿意收留外逃贪官的原因之一。

   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西方政客“死穴”的所在。

   近十几年，特别是近几年，西方一些政客频频向中国发难，其真实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威胁到了他们作“老爷主子”的地位（一个“中国威胁”论再明白不过的说明了这一点）。几百年来，他们习惯了指手划脚，发号司令。他们对你的关心、同情、施舍是要站在居高临下的地位来进行的，绝不能让你和他平起平坐，更不能让你强过他。所以，由政府出面和你谈生意，由政客们出面大放厥词，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问题是在西方政客的这种挑衅面前我们该怎么作！！

  前几年，日本“纯一狼”放肆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民间奋起抗争，呼吁抵制日货，于是“会写诗的前外长”和“前驻法吴大使”几个人便到处灭火：“日货千万抵制不得呀，时代变了，那会损害了我们的利益的呀！”如此等等，非但没有换来“纯一狼”的收手罢兵，反倒使其变本加利——（那位前大使一脸“汉奸”相）。

  此次，北京奥运圣火在巴黎遭袭后，网民号召抵制法商“家乐福”，“央视第一名嘴”依照上次惯例，第一时间就在央视节目呼吁不要进行抵制。但“兔子没在原窝里”，外交部姜瑜一句：网民抵制“家乐福”事出有因！使“白名嘴”处在了尬尴地位，不得不耍滑头，说：“五·一”我肯定不去“家乐福”，因为我要出差！

  正是有了无数国内网民的抵制和大批海外年轻人的抗争，才使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闭嘴，才有了法国高官跑到中国来致谦！这次莎朗·斯通大嘴一咧，她所代言的商品公司便赶忙声明与其划清界线，唯恐遭到抵制——这就是商人政府的软胁，商人政客的死穴！

  当冰岛巫婆在上海舞台狂吠“西藏独立”时，我就主张：政治上守势——点到为止（你抗议的声音越高，她越高兴——这就是西方艺人的“作秀”）；经济上攻势——要利用法律、契约、合同等规定，将女巫及其承揽人罚得“倾家荡产”——叫她们得了便宜再卖乖！

   这个法则，对付西方政客，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妨一试！
 

往事如烟高家院

                     ·万士·

                陇东民宅  白开水摄

  〔题记〕、在网上隅然看到一张照片（见题图），它和泾川县城的老民居十分相似，特别是和我小时候住过的一处大院几乎一模一样，我甚至感觉到门里突然会出现一位熟悉的大娘来！

  这些民居现在是越来越少了，看到它就会从记忆里流出一道长长的河……

  〔1〕、1960至61年，我家租住在泾川县城隍庙西边一座老宅里——百姓俗称它谓“高吉洋家”。院子原来的主人姓高，据说祖上以看病、开药铺起家，到解放时已是县城很有名的大户人家之一。

   高家故宅是个很大的院落群，南起“隍庙巷”，北止“石家巷”——整整穿过了两条小街，由两纵一横三个院子组成。

  为了叙述清晰，我们姑且称第一个院子为一号院（余类推），从建筑物的层级看，它应是个“主院子”。一号院紧挨着隍庙，从南向北成长条状，有两个穿堂，三进院落。大门朝南，是个过道，西边紧连着临街的三、四间铺面——不知是否当年的药铺？进了大门是笫一进院落，东西各有五间厢房，中间的石板地有一米多宽——这种形制南方叫“弄堂”，北京叫“天井”，泾川当地大概还叫“院子”——紧挨厢房的是第一道“过厅”，过厅西面留有一间敝开式过道——应该是供下人或搬运东西时用的。穿过过厅或过道，就到了笫二进院落，仍旧东西各五、六间厢房，厢房后是笫二道过厅，比前一处大，未留过道。因为这处过厅是通向“家庙”的。笫三进院落就是“高家祠堂”（家庙），院子比较宽敝，有一株古柏和一丛竹子，石台阶很高，大厅是供奉主人祖宗牌位的地方，这里也是一号院的终点。

  笫二处院子——二号院和一号院平行，紧靠西，房“背”着房。临街有门，进门是个宽敝的“四方院”，东面有排厢房，北面有几间正房，都比较简朴。房后是道隔断围墙，有门出入，过了门就是笫二进院子，有东西各五间厢房，式样和一号院建筑完全相同，很典雅（和“题图照片”相似之处就指这里）。横向东面，便是一号院的笫二道过厅。在过厅西侧，有个两米宽的地段，没有围墙，也没有门，将两处院子沟通在了一起。

   可以看出，一号院和二号院的后半段，都是当年供主人们生活起居用的。而二号院从隔断围墙起的前半段，则是下人、伙计居住的地方，“四方院”大约是亮晒、处理中药材的场所。

  笫三处院落——三号院横挡在前两处院子的最北头，其长度正好和两院宽度的总合相当。东面是五间西向厅房，前面是南北两排厢房共同组成的小天井。北厢房的西头有扇大门，出了门便是石家巷。南厢房的西头有两、三米的空地，无任何遮拦，和二号院的后半段相连。

  这就是我家在此租住时的现况：三个院子联成一气，我们随意可以从任何一个院子出出进进。至于这三处院落是否都是高氏宅地？它们原本是连在一起的，还是以后才打通的？就不清楚了！一方面是时间过于久远，另一方面也是其时年纪太小，记不得许多。但个人以为，至少一号院和二号院应该是一起的。

  这处宅地，主体院落古香古色，布局极为考究，从家庙粗壮的古柏和过厅斑驳的雕花门窗看，修建时间不会晚于清代。，但“土改”时，高家被定为了地主，大部分家产，包括房子都已分配给了城市贫民。到60年代初，早已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杂院”，住了好多人家，就连两个过厅也封堵了后门、家庙内部也作了调整住了人。幸好院子保存的还算完整，尚没有大的破坏。

   〔2〕、院子俗名叫“高吉洋家”，那么这个“高吉洋”是发达时主人的名字，还是倒运时主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是口口相传，约定俗成而已。但是高家的未代主人仍然是住在这所宅子里的——大概是“土改”时留给他们的“生活必须品”。

   一处是一号院大门旁边的铺面，其时已将前门封死专从后门出入，一个中年男子住在里面，他是否“高吉洋”，或高吉洋的某代子孙？就不知道了！但他显然已经不操祖业了，整天默默进出，不像有具体营生可干的样子。

  另一处在过厅后的西厢房里，一个老年女人带了帮子女生活在里面，她和前面的男子是何关系？不太清楚。我们路过时，可以看到屋子里的许多老式家俱和柜子上成摞成摞的古书。

  后来，在“破四旧”时，据说工作组在她家抄出来的全是古版医书，另外还有一个小陶瓷“冬瓜”，里面是两个裸体男女在作爱。此事在工作组内部被传扬，还说要批判这家人的腐朽思想呢！

  直到近几年，我才在有关资料上知道，这本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即在姑娘出嫁时，娘家要在“赔嫁”中放置一件画幅、瓷塑或绣品，如“大观园”中傻丫头误拾的那个“绣春囊”，里面都是些教导新郎、新娘如何早生贵子的内容，俗称“压箱底”——用现在话说，就是“性启蒙”和“性教育”读物。高家作为中医世家，有这样的东西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可见古人并不一味都封建、愚昧、落后……

  〔3〕、和高家相对的东厢房里，住着一户周姓人家，大约是江南一带人。男主人虽说有了几许年纪，但身材高挑，说得上英俊，走路目不斜视，很有风度的样子。据说他是一名起义旧军官，在泾川二中（水泉寺）当会计——由此，我分析他在军中可能是军需之类的文职人员。

  女主人小巧玲珑，细眉细目，活活一幅30年代“月份牌”上的贵妇样子，虽然人到中年，但仍能透出当年的风采。

   夫妇俩好像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应该是在外地读书或工作，探亲时偶尔能见到，和父亲一样高挑英俊。大姑娘小名叫“曼丽”，和我同是平凉艺校的校友，高我们一级，学舞蹈专业，人自然很漂亮，在美女云集的艺校也是名列前矛的。最小的两个姑娘是一对“双胞胎”，其时大约八、九岁年纪，活泼可爱。

   周家住的地方小，没有厨房，便在笫一进过厅敝开的过道里砌了炉灶作饭，不管阴雨风雪，都能看到女主人忙碌的身影和小姑娘边拉风箱边看书的情景……

  我的夫人高香莲女士，69至73年曾在泾川二中读书，她后来忆起：学校在搞“运动”时，曾将一名姓周的老师拘禁起来，说他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轮翻拷问，后来这位老师爬着死在了拘禁处的地上，两天后才被发现，周姓老师的妻子带着两个“双胞胎”姑娘来收尸，学校严禁她们母女啼哭云云！

  讲述中，妻子啧啧不停的称赞那两个“双胞胎”姑娘的绝伦美貌，我则默默感叹这位早年邻居的不幸遭遇！

  〔4〕、在二号院的后半段，分别住着两户人家。我说过了，这里最像“题图照片”上的情景，那么，我们就以“图”为例来说明：

                      民宅例图

  图中左边是东厢房，右边是西厢房。“红箭头”标明的方向是指转过这堵山墙，就是“高家祠堂”院的偏门——也就是我家当时所住的地方；“蓝箭头”标明的方向是指这堵山墙边是个两米多宽的过道，直通一号院；“黄箭头”标明的方向是二号院的围墙隔断门，门外是二号院的前半段。现实中高家院的这道门并没有图中这么大；“黑箭头”标明的方向延伸，就和三号院连在了一起。

  西厢房的住户姓王，主人叫王绍周，是位教师，其时在王村镇教学，每周末骑30里路的自行车回家一次。他喜欢弹三弦，唱地方小曲，每次回家后，便脱光了农服，只穿件夸栏背心和一件大裤衩，坐在门前的旧藤椅上，自顾自的长时间弹唱起来，完全不顾女主人边烟熏火燎的作饭边絮絮叨叨的抱怨；也不管一堆毛头孩子围着七嘴八舌的倾叙和要求……十分投入的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里！

  东厢房的住户姓陈，男主人叫什么不知道，是县搬运社的一名工人，女主人能干，掌家事。他们家有两门“干亲”——即给孩子认得“干大”。一个是兰家山人，姓许，是位猎户，用的是那种装填铁砂的火药枪——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见猎枪，枪管是那样的细长——许猎人打的猎物多是野免、山鸡等，他将这些“战利品”常常挂在猎枪上招摇过市，然后送到陈家来，看他们解兔子、剥山鸡是我们的一大享受。

  另一门干亲是县剧团的张股长——那时感觉“股长”官很大。因了这层关系，陈家的二姑娘也到剧团学唱戏。那时的县剧团经常下乡为农民演出，农忙时才回到县城休息，每到此时，张股长便带着陈家二姑娘回家来热闹几天。

  这两家人算来是我家住高家院时最近的邻居，也是来往最多的邻居，因而，母亲和这两家女主人留下了高家院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算得上珍贵！

 （左）王绍周夫人（中）我母亲（右）陈家女主人

  背景是高家祠堂院内的一丛竹子  1960－1961年

   （照片因故障暂发不上来，请梢候！）

  〔5〕、当时，住在这个院子中的还有：本博拙文《10号院的故事》中提到的牛钟颖家，住在前述周姓人家的旁边，即二进院落东厢房的另一半，厢房把头处的东墙外就是城隍庙的鼓楼；《父亲和花》一文中提到的女儿在县剧团唱戏的党老太太，住在一号院的第二道过厅里，是她提醒我们家住得房子原是高家的祠堂；《消失了的行当》一文中提到的买醋的小姑娘“嫦娥”家，住在三号院的上厅房里……这三个院子大约住着一、二十户人家，而且住户在不停的变换——如后来有位县委副书记叫赵玉明，就住在二号院前院东厢房里——这里只讲了我所知道的几户罢了！

  泾川县城的老民宅我串访过不少，但像高家院这种规模、形制的并不多，它如能保留到现在，应该是处很好的旅游资源！

  牛钟颖

买醋的小姑娘——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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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防“子”年不吉
                 ·听雨楼主·

   自从东汉末年黄巾农民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引发一场社会大动乱后，一些星相学家，占卜学家，便都认为“甲子”不吉，进而引伸为“子”年不吉。

  我从来不相信占卜、阴阳、风水这些东西。但我相信予测、概率、周期等法则是存在的，只不过人类还没有完全掌握它而已。而祖国文化遗产中许多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长期被一些方术家所利用，穿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所以，被“子不语神鬼作乱”的儒家一概斥之为了“迷信”。其实，似乎缺乏点认真的鉴索。比如：从历史上看，逢“子”的年份，虽然好事坏事都有，不能一概而论，但从当政者的角度出发，确有许多坏事或不好的事是发生在了“子”年，如：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12年（壬子年）清帝退位

    ●1936年（丙子年）西安事变……等等。

   今年适逢“戊子”年，从开春的“冰雪灾害”到“3·14拉萨打砸抡烧事件”；从奥运火炬传递中受到少数人的干绕，到山东的特大撞车事故；再到这次“5·12”四川特大地震灾害……不能不说今年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差了点（注意：这和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勇气是两回事）。

  说这些是要提醒我们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困难在等待着我们，需要我们勇敢的去面对，目前我所能想到的是：

  ★奥运会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特别是要严密防范“东突”恐怖分子的袭击和干扰——也许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呢！

 ★奥运比赛场馆的设计、施工安全，一定要测试准确，确保万无一失！

 ★奥运期间的卫生防疫和食品安全！

 …………

  总之，不能让同胞的死难哭昏了我们的头脑，也不能让“抗灾”分散了对奥运会的组织工作——那里是考验中国人的下一个战场。

 闲话“四大奇书”与’四大名著”
                    ·万士·

   〔1〕、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四大奇书”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古典长篇小说，都产生在明代，“四大奇书”之称也出现在明代。

  说它“奇”，是明代人的感觉。中国小说史虽可追溯到魏晋时期或更早，但长篇章回体小说的产生却是在明代。《三国》是第一部用小说体阐述历史的作品；《西游》是第一部魔怪、神怪或童话长篇作品；《水浒》是第一部描写平民造反的作品；《金》则是第一部由文人创作，专供消遣品读的作品。这些个“第一”，在明代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和“正统文学”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明人就称之为“奇”！

   但到了近代，特别是现代，“四大奇书”就蜕变为了“四大名著”了。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内容也在变，将《金瓶梅》剔除，加入了清中叶才出现的《红楼梦》。我想这大概仍是正统思想在起作用。

  据考证，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发展，生活安定，王朝日渐没落，社会上淫风盛行，所以会产生像《金瓶梅》这样放肆的描写两性性行为的作品，并被文人所接纳——否则就不会称之为“奇书”了。

  但到了清军入关，新王朝正处于上升时期，就绝对不会允许这种“诲淫”之作继续流行，所以《金》书便被长期禁锢，直到现在。而现代人为了补足这个“四”数，就将《红》加了进去。

   其实，这种归纳实在是太表象化了，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那就是《金瓶梅》的产生。其前其后的作品，在创作形态、内容质地、读者取向上都截然不同。

  有大量资料证明《三国》、《水浒》、《西游》等作品都是经过了民间杂剧、曲艺、说书、话本等形式的长期积累，才由文人收集、整理、创作而成的，它的受众更多的是面向了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而《金瓶梅》以及受它影响而出现的《红楼梦》，则是纯粹由文人创作，供文化人——致少是读书人阅读欣赏的作品。可以说《金瓶梅》开启了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境界。

  现在许多人都大谈《红楼梦》如何如何伟大，而绝口不提《金》对它的影响，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致少在艺术手法上，《金》对《红》的影响、启迪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不管是“四大奇书”也好，“四大名著”也好，《三国》、《水浒》、《西游》是一类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又是另一类小说，绝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2〕、《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历来被弄得面目全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越来越复杂。

  首先是当代的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和浮燥趋利的心态下，大多巳不能称其为研究了：要么是哗众取宠，要么是为地方利益而争夺名人权…所以，根本就不要把他们的“话”当话听——权当是一则商业广告罢了！

   那么，古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因为在《金瓶梅》问世后，有关它的作者之谜，就如影随形的存在了。谈论最早，影响最大的是：认为《金》的作者是明代大学者王世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金》的文笔实在太好了，非王世祯这样的大家莫属，于是便附会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来。

   实际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其理由除了包括吴晗等先生的诸多考证外，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问题就是：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和封建士大夫们的正统观念。

  明清虽是小说的辉煌时期，但那是后人给它的评价。在当时，小说还是一种不入流的文体，“小说家言”无异于下里巴人，贩夫走卒之言，一般士大夫是不屑为之的。王世祯作为书香门第，世代官宦，主流文坛盟主，正统学界领袖，庙堂显赫之臣，在当时就享有很高的盛誉……所以，他有可能欣赏这类作品，但决不会自已动手创作这种作品。更何况如《金》本中的大量性事描写——在理学盛行的明季，在士宦文人的心目中，这是有辱圣贤斯文的大逆不道，他们绝不会越过这个雷池的！

  另一个孛论就是：作品艺术性高，未必就一定是主流文坛高手所为！从《金》本描写的内容看，则可能恰好相反。这个孛论否定了民间有许多大手笔人材的存在，也过份肯定了科举制度诞揽人才的功能。流落民间，怀材不遇的良士大有人在。《红楼梦》如不是有：曹雪芹先生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几句话，以它的艺术成就，是否就该断定是同时代的纪晓岚所为呢？

   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答曰：非常简单，也非常肯定，那就是书上所刊发的“兰陵笑笑生”，这就够了！

    如果非要给它探究个身世，那也应该在私塾、账房、清客、门人、师爷、江湖艺班、剧作家……之中寻找。他应该是位落拓不得志的文人，放浪于市井之中，混迹于富豪之门；既熟悉社会中下层生活，又洞悉封建官商阶层的尔虑我诈；他玩世不恭，又无可奈何；即是蔑视传统的叛逆者，又是固守封建说教的迂夫子；是一位想用因果报应手段来惩罚恶势力的“小人物”。

   所以，切不可胶柱鼓瑟，椽木求鱼，把一个简单问题弄复杂了！

  〔3〕、目前的《三国演义》作者标为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比较复杂，70回本为施耐庵，100回和120回本则标为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有一种意见认为：施是罗的老师，《水浒》的后半部就是罗贯中替老师补写的。这个论断到底有多少证据支持？咱不知道，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考据学家，但我可以从作品本身作出判断——聊且称为“实证学家”。我们姑且认为罗贯中作了《三国演义》，施耐庵写了《水浒传》。那么，这两部作品的面貌风格是迥然不同的，《三国演义》从头至尾写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争，有得气壮山河，有的诡谲多变，一场战事一个样，即不雷同，又妙趣横生。可见作者罗贯中是个写战争体裁的高手。

  而《水浒传》则是个写人物传记的高手，如前六、七十回的人物，大多个性鲜明，呼之欲出。但到了聚义后大的战争场面，则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征田虎、征王庆、征大辽和征方腊，即潦草粗糙，又匆匆忙忙，如赶任务一般，毫无新意。而据说这部分恰恰又是描写战争高手的罗贯中所补写，岜非咄咄怪事！

  中国武术界有句行话，叫作：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对于艺术问题，艺术本身就能给出答案，又何必“皓首穷经”的去翻古纸堆呢！

  〔4〕、关于《水浒传》的思想性，我给合央视电视剧已经写过一篇文章了，但仍觉意犹未尽。问题主要出在，自“毛”为批“邓”评价《水浒》后，许多所谓专家、学者都搞爬行主义，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直到现在。最近看到两位教授（其中一位姓孔，一只眼睛有点斜，说是孔子的多少代孙），在陕视“开坛”作节目，把宋江骂的狗血淋头，心里真不是滋味——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四大名著”吗？

   自从《水浒传》问世后，不管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如何抵毁和禁锢，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水浒》和以宋江为首的108位梁山好汉的精神，已深入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之中，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造成这一影响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它忠实的描写了一千多年前一伙造反者的真实形象，在现代人看来，他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走过曲折反复的道路，付出了不该付出的代价……但他们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是那个时代的反抗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我们这个时代养活了一批懒汉学者，动不动就给别人贴“马列主义”的现成标笺。孰不知千年前的宋代（小说的背景时代），和600年前的明初（小说成书时代），还没有马列主义呢！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依然类乎《水浒》的方式在进行着。

  我举一个最能给《水浒传》作注角的近代作品——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品，那就是曹禺先生的话剧《原野》。

  佃户仇家和地主焦家并不似黄世仁和杨白老的关系，而是有着“通家之谊”的。仇家的孩子仇虎，不但和焦家的孩子大星是儿时的玩伴，且拜大星的母亲——地主婆为“干娘”。老地主为了占有佃户的老婆而逼死了老佃户夫妇，虎子不得不逃亡出走。多年后，他长成了一条壮汉回到了地主家中。此时，老地主已死，地主婆双眼已瞎，大星也已娶妻生子。不明就里的大星对仇虎的归来欢欣鼓午，但为了报仇，虎子还是残忍的杀害了把他当亲哥的怯弱大星，勾引了大星的媳妇金子，并设计让瞎眼地主婆打死了自已的亲孙子。而大仇已报的仇虎，却在逃亡的密林中精神崩溃……

  分析《原野》和《水浒传》，我以为有三个共同点：

  一、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在经济上，亲情上和生活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阶级冲突并不都是政治原因。被压迫者的反抗，往往是残忍的，盲目的和不计一切的。

 三、被压迫者在造反和反抗的过程中，或过程后都会在传统观念和叛逆行为间进行痛苦的挣扎和斗争。

  这就是中国人数百年来热爱《水浒传》的原因，也是我们现在肯定《水浒传》的原因——请不要用欣赏《井冈山》和《延安颂》的标准去审视《水浒传》。

  〔5〕、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完美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西游记》最后“经回东土，五圣成真”，大团园式的结局，即完整又完美。但《红楼梦》最后几十回却被迷失了，虽然遗憾，但并不影响《红楼梦》的完美性——这就是行话常说的“残缺美”！甚至正因为它的不完整——“神龙见首不见尾”，才更激起读者的兴趣和胃口，诸多如“探佚学”、“脂批学”、“版本学”等《红学》分支才得以更有意义。正所谓：“成也肖何，败也肖何”之谓也！

丁 香

               ·万士·

        小区楼下的几丛丁香花树，一到春天，便开的异常璀灿（见图）。每当此时，便勾起我无尽暇思…

  按《辞海》的介释，丁香花本称紫丁香，属苜蓿科，是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有很浓郁的香气，其变种有白丁香和毛丁香等。

   我虽然学画画，但对花卉却兴趣不大，尤其不爱自己动手种花养花。记得在2504时，朋友王一平（原二车间）酷爱园艺，好好的技术员工作不干，却跑到后勤办的花圃里去种树、养花、侍弄蘑菇…并非常热心的送我两盆花，一盆绣球，一盆夹竹桃，结果绣球死了，夹竹桃连盆带花被风从三楼窗台上吹下去，摔得粉身碎骨，幸好没有砸着人。

  但对丁香花却是一个例外，真正称得上“情有独钟”。记得小时候，老家泾川县城外的王母宫山上，就长满了灌木型的丁香花——当地人叫“林柏子”。每到春天，满山头都是粉紫色的花朵，春风吹过，醉人的花香在两、三里外的城内都能闻到。

   60年代前期，吴作人先生的夫人肖淑芳女士有幅水彩画印在明信片上，画的是一束插在瓶中的花卉，对我影响很大，自己也画了许多类似的作品，其中多幅画的就是丁香——那密集成圆锥状的花序和浪漫的粉紫色，特别适合水彩的表现力。

  参加工作后，关山的沟中也有许多丁香花树，每到春季花开时，我便摘一束插在罐头瓶中，搁置在画室的案头——这时已不再是画它了，更多的是为了增添画室的情趣和品闻那一缕幽淡的清香。

  久而久之，一些朋友也知道了我的这种嗜好，如何西平（原二车间）、关重刚（原三车间）、王拉银（原消防队）等人，每逢爬山，总要顺便采摘回一束丁香花，无声无息的更换在画室的罐头瓶中——直到山上的花开败为止。

   70年代末的有段时日，我突然迷恋上了文学创作，乱七八糟的写了不少。其中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就叫《丁香花开》，讲的是一个名叫“丁香”的职工医院女护士，在护理一位因工双目失明的青工过程中，俩人逐渐相恋相爱的故事。其中一个细节，就是失明的青年工人非常喜欢丁香花的香味，护士丁香便每天替他采一束悄悄搁在病床头……

   这个细节显然是来源于朋友们为画室更换花束的生活真实，但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故事？它最初的冲动和故事的原型是什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要不是偶然翻弄出原来的底稿，我真不相信自已当初为什么会费时费力去写这么个鬼东西！

  外国人比中国人清楚明白！
          ·听雨楼主·

  目前，随着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引起西方一些媒体的恶搞，国内媒体和网民众说纷纭…其实，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它的实质是什么？对此，外国人比中国人看的清楚明白！请看两篇文章：

   一、这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前些日在北大演讲的节选，明白无误的表明了目前这场斗争的实质！

     他说：目前中国经济及各方面的增长使世界一些国家产生焦虑。我们需要理解焦虑和产生的根本。我在此提议，同学们，你们是中国融入全球的一代，我盼望中国未来在加强国际秩序方面作出积极贡献。”陆克文呼吁说，“同学们，你们肩负着中国的伟大责任，你们将决定世界如何看待中国。

 二、这是法国社会党籍前部长、现任参议员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在其博客上刊出的长篇文章，清楚的表明了达赖喇嘛所追求的社会本质以及目前西藏社会仍然存在的蔽端。

      译者按：奥运圣火巴黎传递，藏人和记者无疆界两股势力捣乱，法国媒体几一边倒助阵，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巴黎市长德拉诺埃也“拉偏架”。中国人都在想，那么友好的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怎么了？我们那么多年的友谊就这么泡汤了吗？郁闷之中，突然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至少有一个法国政治家在为我们仗义执言呢！他就是法国Essonne省的参议员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先生，于四月七号，就是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的那一天，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几乎说尽了我们中国人想说的一切。这篇文章在网上风传，但法国主流媒体则装作对此一无所知。历史学博士 刘学伟

我不同意抵制北京奥运和反中国的宣传

我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将来也不会是。但我不同意主张抵制奥运的示威活动。我不同意Robert Ménard(注：“记者无疆界”组织秘书长)搞的针对北京奥运的活动。我不同意重写中国历史以便这种活动有立足之地。我也完全不赞成对达赖喇嘛的狂热崇拜以及他所代表的制度。在我看来，抵制北京奥运是对中国人民的毫无道理的和侮辱性的侵犯。如果我们想质疑北京的制度，应该在选择北京申办奥运时就表示。不让中国做候选国就行。那时就应当在中国这样说。现在这些人做的事是针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廉价的侮辱，而他们正在为奥运会做着忘我的准备。对我而言，这口锅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种族主义的恶臭。

一个借口

如果需要抵制，按照进攻的逻辑，这不应当针对一项表达开放和博爱的体育运动。为什么不是针对商务或金融业务？自然的，现在的这些风云人物没有一个人建议或着手向这个方向做任何事。如果我们真的应当对中国政府生气，为什么这次在国家的正常的(外交)渠道方面却一丁点儿表示也没有？中国的国家主席(有多少抗议者想知道他的名字？)被接触了吗？向他要求了什么事情吗？什么？他回答了什么？总理(有多少人关心知道他的名字？)有没有被质询？中国驻法国的大使有被接见吗？有与他交换意见吗？谁在管这些？以一种类似种族主义的狂妄，他们向一个政府提抗议，却不提其领导人的名字，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除了我们想它真的不是一个政府这个原因外，还会是什么原因呢？西方人的傲慢连那些领导着十四亿人口的民族的领袖的名字都不承认，我们相信这个民族相当软弱，只用政治警察就可以控制。一般而言，看到这一切，我(似乎)听到了(200年前的)殖民者的轻蔑的回音。当年他们手里握着枪。要和中国人做鸦片生意，带枪是必须的。如果意图是抗击北京的政治制度，当下在使用的任何手段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可能被影响的只是西方舆论，但是这早已被定下框框了。

因此，西藏的事件只是一个借口。这整个被制造出来的借口是为了愚弄公众，而这个公众已经被重复的影像所灌输，为的是让公众认为一切显而易见，而不用去思考了。例子：只有“定格图像调查”(l’enquête ? d’arrêt sur image ?)节目报道，“西藏事件”开始于一些“藏人”对汉族商人的种族屠杀。在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这样的事件不是以镇压告终？一个汉族商人的生命比那些在大街上拿着棍棒行凶的“藏族”示威者的生命更不值钱吗？对藏人的许多友谊只是对汉人的种族主义的另外一种令我作呕的表达。这种友谊只是被无知幻觉所供养。或许残酷的镇压会得到证实。怎样评判？被反复唠叨的仅有的数据来源于西藏流亡政府。然而中国政府，如果我听清楚了，也宣布了一套死伤的数据，这让人明白当局承认那里发生了严重的事态。在无论哪种情况下，人们试图比较这些信息。人们试图搞清楚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如果用同样的逻辑，可以说，由于正执行一个面对郊区的铁腕政策，当日法国政府命令把在Clichy Sous Bois 的两个年轻人推进变电箱中，谁也不会说出这种愚蠢的话。在美国城市的骚乱中，镇压也同样相当残酷。所有这些并不意味可以原谅什么。但这允许我们把类似的事态加以比较。

一个可疑的人

对反华示威的主要组织者，Robert Ménard先生的政治行为，我表示最明确的保留。现在，关于西藏和奥运，人们只看见Robert Ménard 。似乎是，他在以“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名义发言。这个协会里现在只有Robert Ménard一个人。许多的原来的董事会成员对于Robert Ménard先生在他自己的协会中的民主作风这个题目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当我们在法国文化电台的讲台上讨论西藏和奥运的题目时，在我问到 Ménard先生的角色时，Marc Kravetz和Alexandre Adler先生都默不作声。不能怀疑他们是为了讨好我…… 离开话筒，这两个人都对Robert Ménard的人品表达严重保留。Maxime Vivas做了一份分析文件，表明这个人物和他的经济来源都非常令人担忧。不管他是谁，似乎他从此同时取代了记者工会、国际人权联盟、大赦国际等等等等。有时候他甚至取代了达赖喇嘛。Robert Menard为抵制奥运而奋斗，这是达赖喇嘛都没有做的事。达赖喇嘛说的是，中国人民有资格办奥运。Robert Menard是一个根据地理位置而变化的人权斗士。当美国让酷刑合法化时，他做过一个哪怕是象征性的动作吗？为了让关塔那摩的囚犯可以享有律师的协助，他又做过任何一件事吗？Robert Menard的行为让人对他做事的动机产生深深的怀疑。(文后有本报补注)

神权政体不值得捍卫

关于西藏。自14世纪开始，西藏就属于中国。拉萨归汉人然后归满人管辖早在贝桑松(Besancon)和多尔(Dole)归法王管辖之前。把1959年发生的事情判断为“入侵”是荒谬的，这只是中国革命的内部事件。当我们共和国的军队进入旺代(Vendee)以平息当地的王党叛乱时，人们可以说那是“入侵”吗？达赖喇嘛和其他的西藏庄园主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中国向他们建议和提供的所有东西。比如这位“神王”毫无反感地坐上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的职务。这样直到1956年，共产党政权决定废除西藏及相邻地区的农奴制。在我完全赞同的对“西藏传统”的否定中，共产党人废止了把人分成三等九级并各有命价的法典。这个法典还授予农奴主和奴隶主对农奴和奴隶的生杀和拷打之权。在这个制度中人们根本不提及妇女的地位。但是你可以去了解，只要你不怕恶心。共产党当局终止了在那自称的非暴力的天堂中的地方诸侯间的暴力冲突，也禁止了若干高级僧侣作为宗教的保护者用于处罚那些违反戒律的人的血腥刑罚。西藏版的(伊斯兰)沙里亚法规因共产党而终结。

在冷战的背景下，1959年的叛乱由美国人准备、武装、提供给养和经费。这就是在共产党的可憎的“入侵”使之告终之前的达赖喇嘛制度的迷人传统。现在西藏儿童有81%受过教育，而这在那受到赞美的传统时代只有2%。这条泪谷中的奴隶的期望寿命当年只有35.5岁。到了现代中国的地狱中，这个数据变成了67岁。怎么解释，对西藏人的灭绝能表现为，自1959年以来，其人口数量从100万增长到250万。看到这一切，相对于那些不想给自己，也不想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个这么可悲的制度却正在推销这一可笑的口头禅的人，应当对汉人有更多的审慎和尊重。而这个可悲的制度就正是西藏佛教僧王的制度。

在现时，我对“西藏流亡政府”没有任何好感，在那里，神王陛下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最终的决定者。在那个哪怕是流亡中的政府里，可以找到异乎寻常地多的他的家庭成员，还不要谈在这些裙带在流亡者的金融和商务中的关键位子上的存在。我尊重神王，尊重神王及其信徒的信仰自由。但我赞同我自己完全反对他们神权政体思想。我同样反对把儿童收入寺院。我反对农奴制的存在。在一切场合，我都是世俗的。因此我完全地反对宗教的政治权威，反对甚至在画册《丁丁在西藏》中描述的那种可爱的神权，其实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我不同意“僧王”反对流产和同性恋的立场。他关于这两个议题的声明哪怕非暴力又被那相当诱人的微笑所包装，在我看来和他的神权政治方案一样过时。我从未支持阿亚图拉霍梅尼，我也反对伊朗的国王。我一样不支持或鼓励达赖喇嘛，也不会支持那个与我无关的宗教，我也不支持他的政治奢望以及那些我谴责的分离主义的企图。我要问：为什么为了实践和领导他的宗教，达赖喇嘛需要一个国家？为了建立这个国家，他需要割取四分之一的中国领土！他现有的道德和宗教权威没有一个王国就不成吗？
 
战争的煽动者

谈到国际法和地缘政治，西藏这份档案就像它的支持者所展示的，是一架可与巴尔干比美的暴力、战争和不稳定的发动机。应当保卫什么样的西藏？包括了云南四川部分地区的“大西藏”？在那些老领主的土地上和拉萨同时组织骚乱？当然，所有现在闹事的人都不想知道与此有关的事实情况。对上百万的生命和多少个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无动于衷，更表明在亲西藏的狂热底下的新殖民父权主义和种族主义。

我在报上看到一些法国运动员表示将穿一件运动衫，上面印有一句差不多可以到处通行的口号，它却被视作一个政治抗议。我知道得很清楚，写上一句“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哪里都不需要费什么劲。但是如果这个行为的亲达赖喇嘛的动机被揭示，中国人肯定会觉得这对他们带有侮辱性。而且这也许已经有些超出了国际体育运动规定的范围。我们记得在欧洲游泳锦标赛上，欧洲泳协曾开除过塞尔维亚的泳手Milorad Cavic，因为在他领奖时，身上穿了一件写有“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的汗衫。这是否构成一类判例？法国的冠军们的服装带着有政治意味的口号是否会被奥运会禁止？你们会说：当然不会！既然其区别仅仅是西藏属于中国而科索沃只是曾经属于塞尔维亚。但是既然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除了击溃敌手和媒体炒作外的意图，这事非常可能以侵犯者的丢脸而告终。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是中国的一个朋友。我知道我的国家的利益和她的价值不在有人想把它们拉向的那一边。

补注：这篇文章是句对句词对词的直译，没有删节。只对个别熟语有意译。只有(…)中之词系我所加，为的是帮助理解。其中有几句话十分复杂难译。不达之处，还请见谅。

——译者又及

(本文来源：中新网 ) 

小摊贩们的生活  ——万士 拍摄

 宗教活动也应纳入法制规道
               ·听雨楼主·

 
   邓小平同志讲：要把自已的事情办好，别人就拿我们没办法！这是至理名言。要办好自已的事情，除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外”，最重要的就是“安定团结”。但这个安定团结不是一味的“恩赐”就能得到的，有些深层次的问题必须痛下决心予以解决，否则就是邓公所说“一手软一手硬”！

  就以最近西藏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来讲，从八、九十年代的“骚乱”，到最近的“打砸抡烧”事件，都是一些僧人在带头闹事。对于这一现象我们重视了没有？近20年来采取过什么积极的应对措施？

  藏区僧人之多，恐怕是世界上各种宗教中，神职人员数目之最，据报到，仅西藏一地就有喇嘛五、六万人，平均80个人就负担着一个僧人。这些人大多少年就入寺学经，终生不事啬稼，除了读经作法外，生活单调，无所事事。再加上正值青壮年，“荷尔蒙”分泌旺盛，精力充沛，梢有煽动，不闹事才怪呢！

  所以西藏的宗教生活也应与时俱进，而不是倒退！

   回顾一下，自59年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的前期，藏区社会生活也一直是平安无事的——这就是强化管理的作用。而90年代后，社会生活日趋多元，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西藏普通民众的宗教习俗应越来越淡才对，但在宗教自由的旗帜下，藏区的宗教势力反到急骤上升，就连《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都感叹西藏宗教氛围太过浓厚！这不能不说在管理上出了问题——太过民主而忽视了管理！

  所以，不能一味的维修寺庙，而要让国家的法律法规进入寺庙之中，要用强有力的手段维护佛门的清净！

  首先，一个寺庙根据佛事活动的需要，僧人数额要有个规定，不能无限制的膨胀。藏区过去有所谓“喇嘛差”的规定——家有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出家，这是过去上层僧人为了剥削下层僧众而制定的陋规，它与佛典并无必然的联系，但久而久之却形成了习俗，此陋规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应明令废止，并应倡导民众从事自食其力的社会职业。

  另外，严格贯彻《国民教育法》，未成年的孩子不得入寺为僧，必须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后才能选择自已的职业——藏区喇嘛实际也是一种谋生之道。

  看到西藏的喇嘛还可以经营生意，真是千奇百怪！佛门净地，岂能让铜臭污染，对这些人应严令还俗。

  更重要的是在各寺庙中除了颂扬佛经外，还应加入国家法规法律的必修学习，喇嘛首先是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各寺庙派驻“政委”——寺监或庙监，负责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实行——这表面上看似限制了寺庙的“自由”，但它却是寺僧类类闹事的一种必然——世界上没有不带来后果的行为！

  至于参与这次“打砸抡烧”事件的喇嘛，则应按国家法律严励制裁，一点也不能手软，不够判刑的可劳动教养，一定不能再养虎贻患，祸及将来！

   1959年的西藏叛乱成为了西藏民主皮改革的契机，3，14事件如能成为铲除达赖在藏区寺庙中的基层势力，也是改革开放的一大胜利，民族团结的一大幸事。

我们是法制国家，事事处处都应以法律作衡量是非的标准。近日cctv新闻播音员徐俐报导一则消息说：外国媒体到甘南采访，拉不楞寺的十几个僧人打着“雪山狮子旗”，呼喊着“藏独”口号示威，我们的随行人员并未制止云云……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不制止，显示我们民主吆？

  这里面有一个法律问题，如果某些人喊叫：让xx回来！我们可以和他们辩论；但他们如果：打着“雪山狮子旗”，呼喊着“藏独”口号示威……那就是煽动分裂国家罪，触犯了国家法律，不但应该制止，更应该制裁！连央视的播音、编导都如此糊涂，真正称得上是法肓！

  不要顾及别人说什么，他们恨不得你下台才好呢，重要的是要把自已的事办好！

 再说平凉老照片

               ·万士·

  有关平凉的老照片，每每读来，总是那么让人激动感慨，它带着历史的尘埃，向我们展示着祖先的生活状态，也使我们亲身感受这块土地的苍桑变化。

  中山桥：

  桥名“中山”，显然是1912年民国革命后的名字。那么，在此之前叫什么名呢？平凉应该有人知道！否则，“前人不传，后人不知”，会淹没历史的！

   有人考证，《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状元桥”，就是平凉“中山桥”。据查，古代称过“渭州”的，只有现在的平凉和张家川两处，而大号“镇关西”的“关西”，正是平凉所在的“关西（陇）之地”，距离华阴豪杰史进要找的延安府远比张家川要合理的多。“九纹龙”只是误把“小经略相公”（驻渭州——平凉），和“大经略相公”（驻延安府）弄混了（鲁提辖语），才绕弯到了平凉——否则，他会经铜川、陕北直接到延安的。

  我第一次见到中山桥是在1960年的平凉艺校时期，那时已成了一座水泥拱桥，形制比石料砌成的“胜利桥”还要新鲜时尚。但我从父亲和别人的口中知道，中山桥原是一座能遮风挡雨的“廊桥”，所以我常常把它想象成兴隆山下的廊桥样子。这次看到平凉网站上的中山桥原照，自然是很兴奋。细研之下，我个人有两点解读：

  一、图片（1）文字写明，照片拍摄于1956年8月15日。我认为它也是原中山桥拆毁重建的日子——也就是说，我60年看到的中山桥，修建于56年的后季。我们从另一张正面图片（2）上，可以看到桥头道路已被木栏封闭了，并有禁止通行的标牌——这都是拆修前的征兆，也许正因为要拆修了，作者才有意留下了这宝贵的资料。

  二、从图片（2）可以看到廊桥的正面全貌，从形制看应是民国早期的建筑——和柳湖公园原“大礼堂”是同一时期的风貌。所以，拆毁的廊桥从1956年往前数，建筑时间不会超过44年——至于以前它是什么样子，就不知道了！

 图片（1）中山桥侧面

 图片（2）中山桥正面

   白水镇

  原网址说：以下为一百年前的一些照片。那么它们拍摄的时间应为清朝未年。我们将“白水镇”一图放大，可以看清照片上的人物确实都是清朝装束。

  70年代初我曾在白水支过农，镇上经常去，但从未见过照片上的“石牌坊”，大概早已拆毁——一百年时间，石头还不至于自已腐烂。这点“德行”我们家乡人比其他地方人都更具积极性，如南方有名的安徵“牌坊群”和北方山西的平遥古城等，如都似我们，就早已不复存在。正应了“红太阳”的一句名言：越穷越革命！

  一百年前的白水镇

    演武沟

   这也是张百年前的照片，原图标题为：距平凉二十里的哨所（根据地形好象在演武沟口）

   还在平凉艺校时，学校在二十里铺的“甲子峪”办过农场，我们都背着行李到哪里去开荒、“演武沟”就在旁边，但那时年龄小，误把演武沟当成了“烟雾沟”（陇东称“雾霾”为“烟雾”），竟一直错至看到这张照片时——可知成见力量的厉害。

  沟名“演武”，自然和哨所、驻军是有关联的，从照片上的设施看，应是一处清代（或许不止清代）的驻军操练之地，说它是“演武沟口”，应该没有错。

     百年前的演武沟

陇上三题

                         ·万士·

                          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毛泽东作于1935年10月的《清平乐·六盘山》，因在58年手书中用了“应宁夏同志嘱”，而常使人以为六盘山只在宁夏境内，如我在北京学习时，一位江西九江的同学就曾问我：

    “你是甘肃人，离敦煌很近吧？”

    “和到北京差不多。”

    “那是什么地方？”

    “平凉”！

    “没听说过。”

    “六盘山知道吆？”

    “知道。”

    “就在山下边！”

    “六盘山不在宁夏吗？”

    …………

  其实，六盘山是横贯甘肃、宁夏、陕西三省边界的，其中主峰是“西（安）兰（州）公路”穿过的地方。这条路历史悠久，修建于清末民初，是西北第一条现代义意上的公路，也是西北的战略要道——毛泽东当年过六盘走得就是这条路。

  “西兰公路”从北边的宁夏隆德县城开始爬山，公路绕山而行，山势陡峭，九曲回肠，何止六盘？回眸来处，车轮犹如悬置空中，让人心惊肉跳……下了南坡不远处有一个小镇——“和尚铺”，就己是平凉辖区了。现在的六盘山已建成了公路隧道，再也不用爬山。这条路也已归入了东起上海，西至新疆伊宁的“312国道”，又称“国道312线”或“G312线”。“西兰公路”已成为了历史名词。

  毛泽东的“清平乐”首句出自于宋人柳永的《隹人醉》：“暮景萧萧雨霁，云淡天高风细”。毛氐取掉“风细”二字倒显的气度辉宏。

   但是，少将陈昌奉在他的《跟随毛主席过长征》一书中提到，红军过六盘山时天正下着毛毛细雨，他们都戴着斗笠、雨具。在山上毛泽东还对他们讲：这是一座很有名的山，你们这么年轻就能经过很了不起啊！（陈当时任毛的警卫员），并不是毛词所说的“天高云淡”！

  我以为陈的说法比较可信。其一是陈当时年轻，记忆力强，是不会记错的，再说毛泽东是在写诗，不是写“战地日记”，是允许有诗人的创作空间的。其二是山上的雨雾天气很多，特别是在秋天。记得1977年华国锋正当政，曾组织“新长征火炬接力”活动，5204厂的董永、张惠儒带着一帮团员、青年到静宁县参加火炬过境活动，归来路过六盘山时正值蒙蒙细雨，山色空蒙，云雾莽莽，由山顶腑看山下，云遮雾罩，气象万千，大家都叫起好来。司机将车停下，我们便冒雨饱览了山色，真正的别是一翻景象。

  雨雾六盘山  1977

                           兰州水车

   兰州水车是兰州的一张名片，它原是当地一种大型农业提灌工程，现在成了供人游览的一景。

   有关兰州水车的起源说法不一，有史料记载的是《重修皋兰县志》，说是由明代兰州段家滩人段续所创，段续为明嘉靖二年进士，曾在云南，湖北等地为官，对南方的筒车产生了兴趣，获罪归里后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研制成功。但也有一种说法是明代某南方人士担任兰州知府时，有感于西北干旱，黄河水却不能用之于灌溉而感慨，后在其家乡水车的启迪下创造了兰州水车云云……但不管那种说法，从中都可以看出南北农业技艺的交流这一事实。

   明清两代都有“异地为官”的定制，表面上是为了让官员们熟悉各地的风俗民情，而实质上则是为了防止官员勾结地方，坐大对朝庭造成威胁。据父辈讲：南人到北方作官多有不习惯者，传言清朝有位在甘官员写过一首“十笔勾”的打油诗，说甘肃地脊民贫，把这繁华盛景，物阜民丰，俊男美女等逐一一勾销，计有十笔之多，因此而被罢官。我曾看过乾隆年间的《崇信县志》，载有一位知县的诗，我只记得一句“萧萧半亩即署衙”，可见这位老爷对县衙间陋的感叹。

  由于环境的原因，兰州水车比南方水车要大得多，有二、三十米高，很是雄伟。主要分布在兰州上起新城，下至雁滩一带。另外，靖远也有许多水车，所以抗战时期，日机第一次轰炸兰州时，就误炸了靖远——因为飞行员得到的指令是：看到水车就投弹！

  现在，原汁原味的老水车已所剩无几，在河口还有一座，靖远有两座，至今仍在发挥提灌功能。河口的水车气势宏伟，对岸山势高大雄奇，是摄影、写生的极隹处，我曾多次前往。

  近来，为了开发旅游项目，滨河路边开设了一座大型水车园，阵势是够大的，但既不苍桑，也不厚重，更没有历史感，已完全没有了实用功能，只能供人消遣玩观，犹如失去了野性的圈养老虎，真是悲哀！

  河口水车

  黄河水车图

                         金强滩

   在兰州西约200公里处，耸立着一座有名的大山——乌鞘岭，东西长约17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主峰海拔3562米。 它是中国一处著名的地理性标志——分水岭。岭南的河水宛转向东流，最终进入黄河。岭北的河水则成为内陆河，地域就称之为“河西”，著名的“河西走廊”起点就在这里。历史上乌鞘岭也常常成为政治版图的标志。一些王朝如中原有事，两个地方是最容易形成割据的。一个是万山环绕着的“天府之国”——四川。另一个就是乌鞘岭阻隔着的“河西走廊”。因为守住了乌鞘岭，河西地区就相对平安无事，如历史上著名的“五凉”时期。

   乌鞘岭地区的居民大多是藏族，所以乌鞘岭藏语又叫“哈香日”。所在的县叫“天祝”——是全国唯一的藏族自治县，归武威市管辖。老县城原在半山腰上，80年代后，搬迁到岭南川道里的“华藏寺”。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外景就是在那里拍摄的。

  沿华藏寺西行十几公里，将要攀爬乌鞘岭时，撇开国道，沿一条小河插入河道深处，就到了天祝最美的一块草场，也是当地著名的旅游胜地——“金强滩”。金强滩因金强河而得名，是一处高山牧场，那里的“赛马会”很有名，90年我带着姑娘曾到那里一游，除了画了点场景速写外，对民俗活动如“赛马”等，却感觉平平。原因是大多数藏民都已“汉化”，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和“老汉汉”没有什么两样，隅然有一两个盛装姑娘，常常被人围观，在藏区出现这种情况，真有点大煞风景！

  夏日的金强滩  1990

 小泽征尔与童心
                      ·万士·

   在《北京2008新年音乐会》（银屏）上，又见到了小泽征尔先生的形象，他老了，但精神还是那样矍铄，头发更白了，但形象依然那样亲切感人，算来他整整72岁了！

  我对音乐是“门外汉”，在学院进修时，美术系和音乐系是在同一个“凹”字型的大楼里，美术系的“展览厅”和音乐系的“音乐厅”门对着门。音乐厅里经常举办一些学术、教学演出活动，交流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因为是邻居，我也就常跟着瞎混，时日长了，也就养成了听音乐的习惯。说老实话，听不出个所以然来，有点对牛弹琴的那个“牛”的意思。所以，我对小泽征尔先生的钦佩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指挥大师，我更看重的是他对中国人的那份感情。

  有人说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以我的体悟，小泽先生对中国人民的爱，首先源于他对中国这块热土的眷恋。先生1935年生于中国沈阳，第二年随父母移居北京，1941年回到日本时他己经六岁了，正是一个孩子认知世界的年龄。对于一个聪明、有天赋、有艺术气质的孩子来说，六岁的印象足够他享用一生，小泽本人就曾回亿说：在上小学之前，他的大脑中所有记忆都是对北京的印象。

  当中国还处在“文革”思想的禁锢之中的时候，他就急急跑到了中国，开始了帮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漫漫征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音乐人不能忘记，小泽先生是主动伸手帮扶中国音乐事业的第一位世界级艺术大师。

   他每年都要来中国，每次都要到北京东单新开胡同他的故居去拜谒——因为他将母亲的一半骨灰埋在了那里。他喜欢中国的民族音乐，据闵慧芬讲，她每次演奏《白毛女》那段板胡领奏时，小泽先生都要爬在乐池边上，津津有味的观赏——高亢嘹亮的河北民歌旋律，正是先生灵魂深处抹不去的“乡音”（儿时之音）。他“强烈”要求他的学生带他到小巷中的鸡毛小店，坐在破旧的木板登上吃碗面条——完全是种漂零游子回家的心态……

 欧洲一位哲学家曾说：一个人到了壮年，童年的记忆仍未泯灭，那他不是艺术家就是诗人。中国《乐府诗歌》也说：“狐死首丘”，是说狐狸到死，头也是向着它出生的山岗方向的。这说明童年、童心和一个人及艺术的关系。想到这些我就常常对那些毛头小子的“鲁莽”抱着几份宽容。一次我看到小区的两男一女三个囝囝小孩在墙角点火玩，我本想大声呵斥，但看到他们那兴奋的样子也就止住了，心想：说不定这就是将来的一篇宏论或画卷的滥觞呢，至少该有一篇回忆文章吧！只是看着那张小小的纸片被烧完后，这才走开……

  小泽先生常说：我是日本人，喜欢吃日本饭，喝日本酒，我的思维是日本式的，但我从事的，却是西方古典音乐——我还要补允一句：他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童年情结。

  沙叶新·徐景贤和余秋雨
                        ·听雨楼主·

   最近看到作家沙叶新谈“文革”人物，上海“徐老三”徐景贤的文章——《我和徐景贤》 。该文讲到了出狱后徐的一些情况，悔罪的态度，“回忆录”——《十年一梦》的内容及其身后事。读后，我以为徐景贤诚心悔过大概是事实，但沙文的口吻却未免太过溢美，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意思，缺乏“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本文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人物，那就是冠以“人类文化学者”的余秋雨先生。

  沙文有以下段落：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
    徐景贤说：“这个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后，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实事求是………

    沙文中的“风头人物”自然就是指余秋雨了——了解过去那段“公案”的地球人都知道。

   凭心而论，我对秋雨先生还是蛮欣赏的。他的那些关于文化方面的“苦旅”，我几乎都看过了，和现在一些专家、学者、教授的胡说八道相比，在一些方面他还是有独到见解的，比如他讲：“避暑山庄”是清王朝的一个背影；苏州是中国文化的后院；魏晋是无序的“后英雄时代”等等。特别是他较早的发现了山西的“票号”经济，使“晋商”文化得以光大。这恐怕是他所有“苦旅”中的最大贡献了。文笔还算隽永，除了有点罗索外，还能看得下去。

   但是，就整体而言，余秋雨的研究也罢，探索也罢，感悟也罢，随笔也罢，总使人感到有某种缺憾，某种不足，某种不尽如人意……它是什么呢？说不清楚！

  具体的讲，其一是过份作秀：我们说，一种艺术创作是不可能不作秀的，但如果过份的依赖和诉求，难免失之纤巧和作伪。在他的文章中，几乎不厌其烦的引叙一些人士的来电、来信、私议、巧遇等噱头，而这些各式各样的噱头最后无不指向同一个目标——对他及他的文章的赞许和肯定。而且其中编排、斧凿的痕迹太过明显，反倒使人生厌，前面所说的“罗索”大都表现在这些地方。

   其二是太过小器，太过计较：为了一个“盗版”问题，反反复复的讲，罗罗索索的讲，好像一个唠叨不休的老太婆。当然，我不反对他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应该有个维护的渠道和方式，而不应该把这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放在书中让读者给你当评判！读者花钱买书不是为了看你这个的。甚至不惜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含沙射影的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从而使人怀疑余氐的解读是否公允？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苏东坡突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苏东坡因“文名”高标见妒，受到了一群无聊文人的围攻，陷入了“莫须有”的“乌台诗案”，差点丢了性命，出狱后被砭黄州——他称之为“突围”，这才大彻大悟，写出了名传千古的有关赤壁的“一词两赋”。

   你如果不了解余氐写作此文的具体背景，你会认为他说的很好，很对！但你如果了解了余先生当初为了“盗版”一事而惹上了一场“口水官司”，进而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学术思想，态度，方法的质疑，甚而牵涉到了他的人品，学识及政治立场，其中就包括了“文革”参加“石一歌”写作班子的“旧账”。余先生和这群人“混战”了一场后，感到疲惫，于是才有了“突围”一文。说实在的，当我一读到此文时，第一感觉就是余先生以东坡先生自比，突出重围，不想再和这些人纠缠，专心作学问，写属于他自己的“一词两赋”了。但同时也意识到这篇文章采用的是“文革”后期“影射史学”的手法，余先生参加“石一歌”或有可能！

   如今，这段公案终于水落石出，余先生“文革”中的上司的上司出面澄清了，先生还有何话说？

  其实，对于“文革”，现在的人们都己有了一个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年轻人不了解，常常当故事听，而对于上了年纪参于过那场运动的人来说，也只是一个看法问题，一个自觉的反省过程，没有什么需要值得隐瞒的。那是一个由“红司令”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全国有数亿人参与，甚至波及到了港澳和海外。当时，不参与或参于不积极者，均被批为“逍遥派”、“不革命者”，是对“伟大统帅”最大的不忠，要“滚他妈的蛋”！像余先生这样有性格的“人杰”怎么会甘于人后呢？参与了不奇怪，不参于才怪呢！

  问题是对此你的有一个态度，有一个认识！不要说有人“逼”你，就是没人揭发，自己也应有个反省——这是一个人的良知所必须的，用当初的一句时尚语就叫“自己教育自己”。就连运动中挨整的巴金先生都在《忏悔录》中对中国人性有一个深刻的自我剖析，何况处于运动中心的上海，在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大本营，参于了写作班子的“干将”呢！

  于是，我自认为找到了余先生文章缺憾和不足的所在，这种缺憾出在了先生灵魂深处的潜质上，那就是：缺乏一种大度、坦诚与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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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我和徐景贤》地址： http://gws945205.blog.sohu.com/75872090.html

香港“泛民主派”或成为民进党第二
            ·听雨楼主·

   围绕着香港政治普选话题，香港“泛民主派”又进行了新一轮攻势，由“轮流绝食”，向扬言：“发动罢工、罢课、罢市”过渡，其斗争矛头直指中央政府和人大常委会。

  遥想当年蒋经国在台湾实验开放“党禁”，一些反对派为寻找出路而派纷纷访问大陆，这其中就包括了陈水扁、谢长庭、吕秀莲等人。但他们最终选择了“台独”路线，从而成为了今天的民进党。这说明“台独”在民进党中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而一个政党的本初宗旨很重要，它决定着这个团体的前途和命运。

   今天香港宪政式的法律是《基本法》，它明确规定了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50年不变政策。但在人大批准港府普选“路线图”伊始及其前，“泛民主派”就选错了斗争对象，站错了队！作为香港的社团，你只能按《基本法》办事，即使在普选开始后，你也只能是香港特区的执政党或反对党，但你绝对不是中央政府和人大的“反对党”！即便你通过选举，执掌了香港的政权，你也须按《基本法》办事，保持香港的长朝繁荣稳定——这才是你们标榜的宪政民主的准则。像现在这样和中央政府对着干，能实现这个目标吗？是你们所说的“宪政民主”吗？

  我在评述“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谈香港回归10周年——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的文章中曾说：陈先生在谈话中，对香港的前途充满着担忧，担心大陆没有“宪法法院”而单方毁约而使香港失去活力！但据我看来，挑战“一国两制”而使香港失去活力的隐忧，恰恰存在于香港社会之中，如前所言，如果香港在开始直选“特首”、立法委员时，某些人为了达到自已的目的，在西方的支持下，挑畔《基本法》，爆发大规模的“违宪”活动，那就有可能导致灾难的出现，正如邓小平先生所预言的：香港会不会出现反中央，反香港的势力？我看是有可能出现的 ！（原文地址http://guowanshi300.blog.phoenixtv.com/article/959748.html：）

  现在看来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香港的这种“不幸”如被言中，那么香港的“泛民主派”就是始作蛹者，他们将成为第二个民进党！

  从李明博的“忧虑”说韩国
                     ·听雨楼主·

   大韩民国新任总统李明博竟选时就说：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忧虑”；对北朝鲜要调整政策等等，当选伊始，就最先与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随后，又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通了电话……引起了国人的一些疑虑？

其实，这些疑虑的产生，是许多国人对韩国这个民族的误解造成的，而这个误解又是因为许多中国的媒体长期误导所造成的！

  在中国媒体大量的不实报导和“韩剧“、“韩歌”的“韩流”泛滥下（我同意张国力的意见：清除这些“垃圾”），广大以传媒了解外部世界的国人都误以为韩国人性优雅、平和，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等等，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我曾转载过一位留韩学生的随感，他的切身感受就是明证。（参阅地址：“一个中国知韩派眼中的韩国及韩国人” ：http://gws945205.blog.sohu.com/29089856.html）

  韩国是个小民族，又是个小国，长期在别人统治下生存，内心自卑而又好面子，是个很猥琐的民旅。如果把它和日本民旅比较一下，就能分出“优劣”——当然，对于日本我也不喜欢，特别是不喜欢他曾受别人欺服，“明治维新”强盛后又去欺服别人。但是，它俩最有可比性，所以就着冒国人的反感比较一下。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两国曾联合举办过一届足球世界杯，在那次怀赛中，在日本进行的场次基本正常，日本队也早早出局。而在韩国进行的场次“猫腻”就太多了。韩国队先后“战胜”了几支世界劲旅而进入了“四强”。一些场次的执法边裁、裁判当场比赛一结束便都溜之大吉，在世界一片嘲讽声中，韩国人对此却洋洋得意，“红魔”啦啦队扬眉吐气，可悲的是中国的一些“足球人士”也跟说：韩国进四强好，可以给亚洲多争取名额。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不要脸”当可乐喝！

   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日本是只大狗——如燕小六的“123”。而韩国只是只小狗——如郭芙蓉租来的那只“凶残无比”的宠物狗（在这里需要取掉对“狗”字的不敬一面，才能更好的理解）。大狗有大狗的“风范”，那怕它是一只“右派狗”，“反动狗”它也会“理直气壮”，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应该敬佩他。他们虽然称不得“英雄”，也应是“枭雄”、“奸雄”之流，值得和他斗一斗。（参阅地址：【日】小林次郎·“中国不佩作我们的对手”：http://gws945205.blog.sohu.com/30350104.html）

   而小狗则只是一个故作姿态，好装门面，哗众取宠，实则色惧内荏的“小瘪三”。我的姑娘游一趟张家界回来深有感触，说：游客中韩国人和台湾人一眼就可以识别，那些脸上抹的像“死人”，态度傲慢，对人爱理不理的大都是韩国人，而台湾人则非常热情。这就是韩国人的民族性格：“蜗牛”的形象——为了掩饰内心自卑的“软体”，而披上一个高傲坚硬的“外壳”。

   日本人尚能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公然叫板——和中国面对面的进行谈判，而韩国人则只能鼠窃狗盗，偷偷摸摸的抄袭、抡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拔别人的阴毛，栽自已的胡须”了。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一个李明博，并把它选上高位，就是不奇怪的了。

   问题是作为一个宠物狗，你再龇牙裂嘴又有什么用呢？你要对朝鲜调整政策，要求对方尊重人权，要对等援助等等。想的不错，说的得劲！可是说的再好，你的“政策”是要和金正日“见面”过招的，金也是个小混混，两个混混遇到一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怕谁！再说，你想当六方会谈的“搅屎棍”，还要看你的主子美国、日本愿意不愿意？

   至于对中国的“忧虑”则更是贻笑大方。据统计，每年有数百万的韩国民众进出中国；有近50万韩人长期在北京、沉阳生活；韩国的许多支柱型企业都在中国赚取中国老百姓的血汁钱；近日，中国又成为了韩国的最大投资国……这时候，你说“对中国崛起感到忧虑”，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撤资撤人不想赚钱了？想当年韩国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时候，中国人正国贫民弱，但并没有任何人对韩国的崛起表示忧虑。今天，中国人刚能吃饱肚子，你就喊着“忧虑”了——正真应了那句“见不得邻居烟筒里冒烟”的龉龃心理。

   其实，李明博心里也清楚，他也就是丑妇效颦，装出一付罗丹名作“思想者”的“忧虑”状，八哥学舌般的学几句西方政客的台词，目的是为得了骗取选民手中的选票。而韩国民众又何尝不知道李明博也就是觜上说说而己，并不会当真的——即便当真，也是无法实行的。但他们还是把票投给了李明博。这就是韩国——一个自欺欺人的“皇帝新衣”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