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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仕·平凉艺校专辑

原:骏马秋风

 
 
 

日志

 
 

【平凉艺校】庄浪之春-水天中老师对艺校生活的回忆  

2012-03-03 12:21:16|  分类: 《平凉艺校》专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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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之春

-水天中

 编者:今天隅然看到水老师在2008年写的一篇平凉艺校师生参于救灾的回忆文章,立即转载。水老师原文内涵面很多,转载时只选取了有关平凉艺校师生活动的内容,望谅!

 

   1960年的早春,陇东高原的草木还没有发芽。甘肃省平凉专区各学校接到上级通知,停课下乡参加抗旱劳动。老师和学生背着铺盖卷,扛着铁锨镢头,浩浩荡荡走向平凉远郊的山区。在靠近关梁的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她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一边大声自言自语:公社里不给人吃饭……       

我娃快饿死了……

队里的干部瞎(ha,坏)的很……

不给人吃饭……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因为不相信有人没有饭吃,而是竞然有人敢在公路上,朝着大队人马说人民公社里没有饭吃。途中休息的时候,政治老师说:“农村的阶级斗争复杂的很,刚才那个女人不是四类分子就是暗藏的反革命。”

这是1960年的开头。

在那次抗旱劳动中,由于我出色的表现——山坡上开荒面积超过所有的人,而获得奖励:发给我一条新的白毛巾。对于我这个刚从花海农场回来的人来说,开这一块山坡荒地实在不算难。但说老实话,停课劳动得不偿失。我们在荒山上乱挖一阵,收兵回营,与“春旱”毫无关系。

经过饥饿难捱的一年,1960年总算过去了。

1961年的早春,学校刚开学,又接到上级通知,各学校立即停课,下乡支援灾区春耕劳动。这时候不像一年前了,大家对挨饿不但有了实际体会,而且有了客观的知识。与甘肃省其它地区比起来,平凉算是很不错了。我们学校和附近各单位没有饿死一个人,甚至没有出现浮肿病。但邻近的庄浪县就不同了,那里的饥荒在整个平凉地区最严重,许多庄浪籍的学生已经离开学校回家救急。听说有些学生已经饿死在家里。

平凉艺术学校美术班、舞蹈班的学生和几位老师,被派往庄浪岳家堡公社支援春耕。这一回领导倒是讲得很明白,那里的农民饿死得太多,有些地方出现了春耕无人下地的局面。全区各单位紧急行动参加春耕劳动,免得今年绝收。

我们离开学校所在地柳湖,乘坐卡车翻越六盘山,往南,到葫芦河边上的岳家堡公社。从公路上看去,这里似乎是一个颇有文化传统的地方,山上山下一片枯黄,但可以看到一些规模可观,建造精巧的寺庙。后来知道那是这个地方有名的寺庙建筑,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紫荆山。

我们背着行李进村。想要感受一下受灾村落的特殊气氛。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阳光很亮,村里静悄悄的,没有西北农村常有的鸡犬之声,没有羊叫,甚至没有羊粪味,只有一种奇怪的,像是烧焦了什么东西的气味,是以前从来没有闻到过的。

队里的干部来迎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到一座空荡荡的大庙里。舞蹈班的师生上山去另一个生产队。据队干部介绍,他们这个队饿死了230多人,饿死的大部分是男人,剩下的大多是壮年女人。

我们问,庄浪农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粮吃的?队干部说话很小心,说粮食一直是有的,就是比过去少一点。

我们在平凉就听说庄浪县城里的干部,从60年下半年开始每人每天供应“原粮”四两(以16两为一斤,按十进位制为二两半),加工后的粮食不到四两。后来当地农民告诉我们,在乡下,1959年就开始挨饿了,公社食堂让社员吃玉米芯、胡麻皮和榆树皮。但当时反右倾,干部说形势大好,粮食多得吃不完。到1959 年就开始有人饿死,但谁也不敢说是饿死的。到1961年初,从县到公社到大队,大规模调整干部,原先的干部全都调往别的地方任职,这时候才开始说饿死了人。当地老百姓流传着两句话:

        去年把人死了(liao)了!

        今年把干部调了(liao)了!

在庄浪、静宁的方言中,“了”与古代语文中的用法相似,取“完全了结”,“全都逝去”之意。就是说1960年当地老百姓差不多死光了,1961年当地的干部全调走了。后来在艰苦的劳动中,我那些空着肚子的学生坐到坡地上休息的时候,常常叹一口气,学当地老百姓的口气大叫一声“把人死了了”!

女同学分配去准备洋芋(土豆)种子,从队部的地窖里取出洋芋,按芽眼部位切成块。季节已经晚了,许多洋芋已经发了芽,她们把长长的洋芋芽切掉。这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爬出来几个饥饿的孩子。抓起洋芋芽就往嘴里塞。他们只穿一件破烂的棉袄,光着腿和屁股。这些瘦弱的孩子皮肤黄绿,都有两个特别大的眼睛和两条特别细的腿,用失神的眼睛看这些切洋芋的女学生。切成块的洋芋堆成了堆,没有一个孩子敢抓洋芋种子,他们只捡拾被扔掉的发绿的洋芋芽吃。

我告诉切洋芋的女生,不要让这些孩子吃洋芋芽,那会中毒的。队干部说,叫吃去!不吃这吃啥!爬在地上往嘴里塞洋芋芽的孩子,成为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形象。以后只要听见有谁为那个年代的干部评功摆好,我就失去自制破口大骂。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一次绘画书法讨论会上,听到有人颂扬当年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舒同,我马上想到1960年山东的饥荒,想到岳家堡的那些吃洋芋芽的孩子,不由自主地说了许多对那位“书法界领导同志”很不恭敬的话。

我们的劳动任务先是把粪肥运往山上的梯田里。从没有羊的羊圈里挖羊粪,再用背篓背上山。当地人把装粪的背篓叫“装粪儿”。我们从早到晚往山上背粪,运粪的地越来越远,山坡越来越陡。除了我们的学生以外,这里的女社员也和我们一起背粪。她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沉重,她们背着沉重的“装粪儿”还开玩笑,在陡直的坡地边叫喊“上华山了!”

她们中间有不少人的亲属已经在饥荒中死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的比别人干净,是所有的女人中间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听我们的女生讲,这是吃掉了三个孩子的口粮,眼看着三个孩子死去的母亲。她在女人中间十分孤立,没有人跟她说话。她是干部家属,丈夫在县城里工作,她和三个孩子留在乡下。第一个孩子饿死的时候。她便暗下决心,自己要活下来。别的父母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孩子的日子里,她把可以吃的东西自己全吃了。看到三个孩子先后饿死的亲戚,捎信给她的丈夫。她丈夫大兴问罪之师。她却有她的道理:“我要把吃的让给娃,我死了,娃也活不了。娃死了,我给你再养(养,就是生)”。

别的女人们可不这样想。她们说,她就是把吃的给了娃娃,她也死不了。确实,一年多的饥荒中,活下来的大多数是女人。除了有病的女人,总是男人死在前面。这大概是生命面临艰难环境时的自然选择吧!

我们刚进村时闻到的气味是甚么?是社员在烧死去的孩子。不知道是一种迷信,还是一种习俗。死去的大人埋掉,死去的小孩烧掉。

女社员们一边劳动,一边聊天:谁家的娃娃昨天死了,早上起来还在门上坐着呢,后晌就不行了……

谁家的男人从陕西回来了,背了一口袋大米(在甘肃农村,人们把装粮食的长麻袋叫口袋,一般的口袋可以装五十到一百斤粮食)……

谁偷着吃油饼呢,她舅是社里的会计……

也有一些女人不上山背粪,她们是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的一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穿着紫红色破衣服的女社员,好几次看见她从我们住的破庙前走过。她的脸色很白,白得透绿,两眼直视正前方,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从来没有见她张口说话。奇怪地是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欣喜的表情。

我猜想过她为什么有这样的眼神,还猜想过她会不会也是不给自己的孩子吃东西的女人。后来听人说她是从外地嫁到这里才一年多的女子,没有生过孩子。结婚不久,丈夫、公、婆全都饿死了。不知道她是怎么活过来的,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留在这里不走。

下着小雨的下午,背粪的人们坐在山崖边休息。我问一起劳动的女社员,一年前,开始饿死人的时候,为什么不出去逃荒?

“逃荒”?

“出去找饭吃呀”!

有一个女人低声说“到阿达(哪里)去呢”?像是问她自己。

细雨变成了小雪,人们的头发和眉毛变白了。说起过去,她们全都茫然。

我从她们口中得知,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想过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她们所在的生产队、大队和公社。 大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生产队、大队、公社。因为她们眼看着公社把生产出来的粮食全都拿走,既然公社不让社员家里留一粒粮食,公社干部总有办法叫人们吃饭吧?

在将近两年的饥荒中,农村管理机构一直正常运转,干部照常学习,继续给社员讲反右倾,鼓干劲,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在每一面墙上用石灰水写“以少活十年的精神改变甘肃落后面貌”的大标语。

在县城里上中学的小伙子说,开始饿死人的时候,他以为这就是张仲良书记(甘肃省委书记)提出的“少活十年”,以后会慢慢变好。

这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学生,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没有丝毫嘲讽的意思——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根本就不能想象社员可以怀疑省委领导。

“社员们都等队里的布置,队里的干部等公社的通知”。

我终于懂得这是一场秩序井然的大饥荒。除了没有饭吃,其他一切正常,庄浪的党政机构在灾难中正常运转,各级领导的权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没有丝毫削弱或者动摇。没有哪个领导为子民的大量死亡表示过气愤或者抗议,没有哪个领导为死在眼前的子民喊过一声冤枉。我甚至没有看到有人为饿死的亲属流眼泪——也许他们早就偷偷地流过了。

村外的公路上,调运粮食的卡车日夜不停。这是从天水把粮食运往什么地方去的车队。社员们想的并没有错:“粮食多得很”,“就看领导怎么安排”。

妹妹和李志和都来信了,妹妹结婚了,非常高兴地收到了我给她的新婚礼物——四个梨罐头。李志和信上详细描写了“高价饭菜”的盛况,平凉已经开放了自由市场,拿五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片煮熟的甜菜……在庄浪乡下读这些,简直像是听人说梦。都说高价商品是一贯高瞻远瞩神机妙算的陈云同志的锦囊妙计,人们奔走相告,额手称庆。

草木渐渐变绿,岳家堡的劳动告一段落,我们搬往岔局。一直在岔局劳动的舞蹈班学生非常高兴大队人马来会合,我熟悉的几个学生正在一口大锅边做洋芋煮面条,这些十三四岁的女生轮流当炊事员。她们像女主人一样地端来热气腾腾的洋芋面条,心满意足地看我们狼吞虎咽。

岔局在山上,劳动要轻些。从社员和小孩的脸色看,饥荒给这里造成的灾难似乎比岳家堡要小。我和美术班的学生画了不少速写,有一个叫“岳看桃子”的小姑娘,在当了一回模特儿之后,对我们画画有了极大的兴趣,我们每次画画,都少不了这位睁大眼睛盯视的观众。我们劳动,她也在我们边上跑。如果不是她太小,我会想办法让她跟我们去学画。

一个多月之后,专区文教局通知各学校结束支援灾区劳动,回校上课。大家集中到岳家堡,戏曲班的学生为当地社员演了一场戏,就在寺庙前面的戏台上,我从宁县招收来的女生李月焕主演《白蛇传》大出风头。附近的农民在那个下午忘记了饥荒。除了没有任何小吃可买,除了观众中缺少了一年前还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而如今已经消失了的亲友,村前戏台又像以往过庙会一样热闹。

演出后的一天,我们带上学生,在公路边等候来接我们的卡车。从早到晚,望穿秋水,也不见有车来接。等了一天一夜,又派我和一位老师到公社所在地去截车。费尽心机,总算让苦干了一个多月的学生分批搭上了过路的卡车返回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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