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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仕·平凉艺校专辑

原:骏马秋风

 
 
 

日志

 
 

【原】 沙叶新·徐景贤和余秋雨  

2008-01-07 10:55:24|  分类: 文化·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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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叶新·徐景贤和余秋雨
   ·郭万仕·

   最近看到作家沙叶新谈“文革”人物,上海“徐老三”徐景贤的文章——《我和徐景贤》 。该文讲到了出狱后徐的一些情况,悔罪的态度,“回忆录”——《十年一梦》的内容及其身后事。读后,我以为徐景贤诚心悔过大概是事实,但沙文的口吻却未免太过溢美,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意思,缺乏“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本文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人物,那就是冠以“人类文化学者”的余秋雨先生。

  沙文有以下段落: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
    徐景贤说:“这个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后,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实事求是………

    沙文中的“风头人物”自然就是指余秋雨了——了解过去那段“公案”的地球人都知道。

   凭心而论,我对秋雨先生还是蛮欣赏的。他的那些关于文化方面的“苦旅”,我几乎都看过了,和现在一些专家、学者、教授的胡说八道相比,在一些方面他还是有独到见解的,比如他讲:“避暑山庄”是清王朝的一个背影;苏州是中国文化的后院;魏晋是无序的“后英雄时代”等等。特别是他较早的发现了山西的“票号”经济,使“晋商”文化得以光大。这恐怕是他所有“苦旅”中的最大贡献了。文笔还算隽永,除了有点罗索外,还能看得下去。

   但是,就整体而言,余秋雨的研究也罢,探索也罢,感悟也罢,随笔也罢,总使人感到有某种缺憾,某种不足,某种不尽如人意……它是什么呢?说不清楚!

  具体的讲,其一是过份作秀:我们说,一种艺术创作是不可能不作秀的,但如果过份的依赖和诉求,难免失之纤巧和作伪。在他的文章中,几乎不厌其烦的引叙一些人士的来电、来信、私议、巧遇等噱头,而这些各式各样的噱头最后无不指向同一个目标——对他及他的文章的赞许和肯定。而且其中编排、斧凿的痕迹太过明显,反倒使人生厌,前面所说的“罗索”大都表现在这些地方。

   其二是太过小器,太过计较:为了一个“盗版”问题,反反复复的讲,罗罗索索的讲,好像一个唠叨不休的老太婆。当然,我不反对他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应该有个维护的渠道和方式,而不应该把这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放在书中让读者给你当评判!读者花钱买书不是为了看你这个的。甚至不惜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含沙射影的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从而使人怀疑余氐的解读是否公允?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苏东坡突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苏东坡因“文名”高标见妒,受到了一群无聊文人的围攻,陷入了“莫须有”的“乌台诗案”,差点丢了性命,出狱后被砭黄州——他称之为“突围”,这才大彻大悟,写出了名传千古的有关赤壁的“一词两赋”。

   你如果不了解余氐写作此文的具体背景,你会认为他说的很好,很对!但你如果了解了余先生当初为了“盗版”一事而惹上了一场“口水官司”,进而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学术思想,态度,方法的质疑,甚而牵涉到了他的人品,学识及政治立场,其中就包括了“文革”参加“石一歌”写作班子的“旧账”。余先生和这群人“混战”了一场后,感到疲惫,于是才有了“突围”一文。说实在的,当我一读到此文时,第一感觉就是余先生以东坡先生自比,突出重围,不想再和这些人纠缠,专心作学问,写属于他自己的“一词两赋”了。但同时也意识到这篇文章采用的是“文革”后期“影射史学”的手法,余先生参加“石一歌”或有可能!

   如今,这段公案终于水落石出,余先生“文革”中的上司的上司出面澄清了,先生还有何话说?

  其实,对于“文革”,现在的人们都己有了一个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年轻人不了解,常常当故事听,而对于上了年纪参于过那场运动的人来说,也只是一个看法问题,一个自觉的反省过程,没有什么需要值得隐瞒的。那是一个由“红司令”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全国有数亿人参与,甚至波及到了港澳和海外。当时,不参与或参于不积极者,均被批为“逍遥派”、“不革命者”,是对“伟大统帅”最大的不忠,要“滚他妈的蛋”!像余先生这样有性格的“人杰”怎么会甘于人后呢?参与了不奇怪,不参于才怪呢!

  问题是对此你的有一个态度,有一个认识!不要说有人“逼”你,就是没人揭发,自己也应有个反省——这是一个人的良知所必须的,用当初的一句时尚语就叫“自己教育自己”。就连运动中挨整的巴金先生都在《忏悔录》中对中国人性有一个深刻的自我剖析,何况处于运动中心的上海,在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大本营,参于了写作班子的“干将”呢!

  于是,我自认为找到了余先生文章缺憾和不足的所在,这种缺憾出在了先生灵魂深处的潜质上,那就是:缺乏一种大度、坦诚与厚重!

 

———————————

附:《我和徐景贤》地址: http://gws945205.blog.sohu.com/75872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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