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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仕·平凉艺校专辑

原:骏马秋风

 
 
 

日志

 
 

【原】“ 象牙塔”外的易安居士  

2007-11-16 16:04:12|  分类: 文化·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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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牙塔”外的易安居士
                ——和康震教授商榷
                     ·郭万仕·

 

  听了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讲述一代词宗——易安居士李清照的节目后,有些不同感受,提出来和康教授商榷。

    我的不同观点其实很间单,只不过是在听康教授的讲授时,突然冒出来的一点想法而已。康教授在讲座中曾反复强调:李清照出身仕宦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才华过人,因而非常聪明,很有政治眼光,关心国家大事,对当时的社会有清醒的认识等等(没记住原话,大意如此)。但我以为易安有丰富的知识,有敏捷的才思不假,但由此而认为她有政治头脑,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却未必!

  我看过一本美国人写的《林彪传》,作者在探讨林为什么要搞“571工程”时,认为:林是一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所以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习贯用军人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这里我们先不说这位美国佬分析的对与不对,但他提出的不同的人,不同的职业,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却是完全正确的。

  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人都为“才子”不能施展政治抱负而叫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李白了,他在自已的诗歌中一再自许有鸿鸪大鹏之志,匡济天下之才,迫切想为国家干一翻事业,但皇帝就是不给他这个机会,于是牢骚满腹,哀叹怀才不遇。于是后世许多人都为他鸣不平,认为他诗作的那么好,为什么就不能当宰相呢?甚至编造出了像《醉写黑蛮》这样的荒诞故事。其实,这是一种爱乌及屋的误解误读,或者可以说是文人的一种狂傲和不自量。有诗人气质者未必就有政治才干。事实是李白在政治上是很幼雅的,典型的事例就是他参加永王李鳞幕府事件,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实际政治活动,却惨败的一塌糊涂,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仅管郭沫若先生最早为他洗刷“谋反”罪名,说的入情入理,但李白本人至死都没有弄明白自已为什么“错了”这个事实,说明他在政治上的糊涂。许多事例证明,越有艺术才华的人,在政治上可能越幼稚,越糊涂。

   易安也不可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她有丰富的知识不假,但那是没见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她饱读诗书不假,但那是空洞的“本本主义”,她才华横溢不假,但那只是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艺术气质而已,以这种气质付之于社会实际则更危险。长期的富贵生活,闺阁生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使她对政治、社会、生活等实际事务一窍不通,在大变乱到来之时,这才会干出那些傻事来。

   首先,在赵明诚死后,金兵南侵,她独自守着一大堆珍贵文物,何去何存将是考验她的处事能力的第一关。如果她洞悉历史,深知时局(远有“永嘉南渡”之鉴,近有青州文物被焚之变),就应该明了自已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懂得“文物”与“时局”的关系。正确的处理应是选择一处远离战火的僻静之地,为国也为已保护这批文物,以待时局的稳定,再作安排。

  可她是怎么作的呢?按康震教授的讲述:先是利用其妹夫的关系,将部分文物移往皇太后(?)驻辇的洪州,悉遭焚毁。接着又跟着弟弟,带着大批文物紧随高宗四外奔逃,狼狈不堪。孰不知皇帝、皇室的行踪正是战争焦点的重中之重,你这不是“耗子给猫当三陪”——找死吗?由此可见,此时的易安完全是种不知所措,六神无主的状态。

   其次,在到达温州(?)后,梢能喘口气,便急急忙忙将所携文物捐给了国家,因而遭到盗窃和焚毁。据康震教授讲:紧随高宗逃难和匆忙捐献文物这两件事,都是为了替赵明诚洗刷因“玉壶谣言”而背负的叛国罪名!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康教授的分析,还是史有所载?如真是这个原因,我以为更加突显了易安社会经验的缺失。

   一是面对非难时承受能力太低!我不知道“玉壶谣言”是发生在赵明诚死前还是死后,但不管是前是后,逃离建康时的易安已是孤身一人,官方也没有因谣言而追究赵,更没有因此而累及其妻(有得话,康教授一定会讲的)。那么,仅仅作为被非议人的孀妻,是否把这一问题看的太过于严重了?

   二是随驾逃难和捐献文物是否就能换来赵明诚的清白?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点康教授没讲。但我想,经过了一次生死大逃亡,官场上,文人圈热议的话题已不是“玉壶谣言”了。所以,随驾逃难和捐献文物都算是白搭。

   三是捐献文物的时机是否成熟?我们说,在一个王朝面临覆灭之时,最重的首要务任是逃命不被消灭 ,然后收拾残局以求稳定,进而恢复再作打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再珍贵的文物都是“二姑娘的轿子——靠后站”。此时捐献文物,说明经过了大逃亡的易安,心中仍然是非常“自我”的一片小天地。难怪这些文物会羊入虎口,有去无回呢!

  综上三点,可知久居书斋的易安,除了自身的清白和心中唯一的文物外,完全不懂身外的世界,没有“治世、“乱世”的分野,分不清她安身立命的朝庭存亡和她心中至高至重文物孰重孰轻的关系,以为朝庭见了文物会喜出望外,会重塑赵明诚的清白,会像她一样背着文物四处逃亡呢——完全是个白面书生,呆头呆脑的形象!

   最后,就是她误听花言巧语,下嫁张汝舟,不到百天,又以状告其夫以求解脱,几乎到了孤注一掷的地步,难怪会受到别人的热嘲冷讽。这件事不用我多说,自然也是易安不懂社会,不懂生活,不懂人际关糸的活的例证,对此,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

   由此,我以为用人文、人性的眼光审视李清照,应该说她是一个富有艺术才华的诗人,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拙于心计,不谙时世,不切实际,充满幻想的少妇人——至少在其丈夫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是这样。如斯讲,才是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一代词宗。

   我只所以这样说,也是有现实依据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有实际参照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全民皆商,许多富有成就的艺术家、文学家也纷纷下海,经过一段炼狱和洗礼,绝大多数人都杀羽而归。还有,在干部知识化的年代里,一些文坛泰斗式的人物被推向政坛,甚至出任了高官,但在一场严酷的政治较量之后,许多人选择了悄然隐退……这些例子近在当代,它说明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个浅显的道理。一个人只有在自已适合的领域内,才能发挥更大的能量——这也是晚年的易安词风更趋稳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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